摘要
周越然是民国时期重要藏书家，然而言言斋所存戏曲书籍多毁于战火，幸有《言言斋藏书目》《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存世，曲目所载藏书体现了周越然颇具个性化的戏曲收藏观念。《言言斋藏书目》卷七和《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详细著录了周越然所藏戏曲，其对书籍源流、版本的考证颇有眼光。吴晓铃在阅读周氏藏曲草目后作《吴兴周氏言言斋善本剧曲叙录》，所列剧目与曲目重合且更为详细，今将几部曲目加以对照，并对周氏藏曲特点加以说明，以求有裨于学界。
关键词：周越然；言言斋；《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言言斋藏书目》
1. 引言
周越然（1885—1962）原名之彦，又名复盦，字越然，浙江吴兴人，藏书家、编译家、散文家。父亲周蓉第于光绪十六年英年早逝，周越然幼年得母亲启蒙学习《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周越然于光绪三十年（1904）中秀才，次年在乡镇教授英语。光绪三十四年（1908）前往苏州，由老师李登辉介绍入英文专修馆任教，共约两年。宣统二年（1910）春转任江苏高等学堂补习班教员。
1912 年，周越然担任国华书局英文总编辑，次年受其苏州高校的同事应溥泉相邀赴安徽高等学校出任教务主任一职。1915 年 1 月，周越然由时任商务印书馆英文部部长的邝耀西保荐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员，后又担任商务函授学社副社长兼英文科科长，间断供职至抗战胜利之后。在近三十年的工作期间内，他为商务印书馆编译著作三十三部，其中《英语模范读本》最为著名，销量百万，周越然也因此获得巨额版税。这为其藏书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他正是利用这笔资金购买古籍及西洋书目。1918 年，周越然脱离商务印书馆，前往南京国立高等师范任教，然仅 13 个月。此后于1921 年转任《时报》编辑。至四十年代，他专事写作，出版《书书书》《六十回忆》《版本与书籍》等。1949 年以后，周越然在上海水产学院教授英语和从事图书馆工作，改名周复盦。晚年的周越然继续着英语教授事业，于 1962 年病逝。
周越然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吴淞复旦公学就读期间向时任校长的严几道学习西学，编译之事深受其启发，周越然在《追忆先师严几道》一文中细数与严师的交往。 周越然是严复弟子，为辜鸿铭所赏识，戴季陶向他从过学，康有为、陈独秀都曾与周越然有过往来，《六十回忆》中周越然回忆了与这些前辈学者的交往。
言言斋是周越然于 1932 年以前的藏书楼，位于上海闸北天通庵路三省里。战乱之后，周越然举家迁居至西摩路。新居不似言言斋有藏书楼，仅有一间书斋做收藏之用。据周越然之孙周炳辉回忆，书斋位于新居楼下的西厢房，不过四十平方米，一侧是旧式书箱，另一侧是新式玻璃门书橱，无人知晓具体藏书信息。[2]
周越然曾介绍书斋名称的由来，“当时所储之汉文本，大部分为词曲小说，而词曲小说皆以‘言’字为边旁，故取名‘言言’。”[3]言言斋所藏西文书籍有十六橱，约五千册，汉文书籍一百六十余箱，约三千种，有元明孤本，亦有名家稿本。[3] 1932 年，“一·二八”战乱四起，言言斋毁于大火之中，周越然苦心孤诣收藏的大量图书被毁。据《中国私家藏书史》记载，言言斋中文书籍一百七十八箱，西文书籍十余大橱皆毁于战火。[4]万幸，言言斋所藏戏曲文献精品未被焚毁，且周越然曾编《吴兴周氏言言斋劫存曲目抄》以记录所藏戏曲善本。[5]此稿本曾现身于中国嘉德 2018 年春拍，LOT 编号:2264，是件内收《吴兴周越然言言斋劫存曲目钞》1 册，另收周越然撰书曲类文稿 7 种，包括《啸岚道人之〈雕鸣山曲〉》《龢云轩读曲漫志》《〈风云会〉剧之优点》《词曲两体之界限》《〈博望烧屯〉跋》《陈潜翁与〈悲凤曲〉》《〈曲考〉首二章商兑》。
近年来，周越然藏书家的身份逐渐在学界引起研究热潮。据 1950 年抄本《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所载条目，周越然一共收录了 135 种戏曲文献，目录中详细著录了书名、作者、折数，部分撰有内容提要，中多未刊稿钞本及佚文。从所收戏曲的内容和版本等方面进行解读，或许能够揭开周氏藏书的冰山一角。
2. 周越然的戏曲活动
1945 年 1 月周越然出任新中国自修学院院长，新中国自修学院是《新中国报》所营事业之一，分新闻学、商业知识、应用文等科。[6]这一时期周越然活跃于上海报刊界，在《众论月刊》《语林》《杂志》《风雨谈》《晶报》上发表过大量文章，创作了二百余篇介绍所藏词曲小说版本信息与内容的书话，后由其孙周炳辉辑为《言言斋古籍丛谈》一书于 2003 年出版。
近代以来上海经济发展迅速，市民阶层扩大，逐渐发展成为戏曲繁荣的沃土。南北各地的剧种和戏曲演员涌入上海，使得上海成为南方戏曲活动的中心，戏曲观赏随之成为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民国时期的上海捧角之习蔚然成风，周越然爱收藏戏曲古籍，亦爱听戏，犹捧名伶黄玉麟。黄玉麟（1907-1968），原名琼，字瑞生，别号欧碧馆主，艺名绿牡丹。贵州安平人，生于江西南昌，十岁拜南派花旦戚艳冰（艺名绿牡丹）为师，习京剧花旦。次年正式改名黄玉麟。1919 年秋，恩师戚艳冰病逝，临终前将自己的艺名“绿牡丹”一并传给黄玉麟。黄玉麟与赵君玉、小杨月楼、刘筱衡并称南派京剧四大名旦。在《捧角记》中周越然细数了与黄玉麟的交往:
此多年前事也——约在民国八九年。“捧角”就是赞美优伶，就是在戏场上喝彩，或在报纸上称扬……余当时所捧之角，系绿牡丹，即黄玉麟。
余之捧绿牡丹也，在认识其父之后一年。父何名，今忘之矣。但尚忆其在沪宁车中告我之言:“……我现在赋闲，但曾经在江西当过差使（服官）。时势不好:读书没有用的。我的儿子，已经改行，学做戏子。不久之前，在大世界（？）出演的那个绿牡丹就是他呀。你知道么？你听过他的戏么？他天性很近唱戏。九岁十岁的时候，他听了留声机器，自己就会哼的，并且哼得很好。现在已经学成了，满师了。你有空闲，请到我家来好啦。”[3]
周越然详细介绍了与黄玉麟初次相识的经过。正因为捧角，周越然结识了陆澹安，“一提‘指导’两字，即想到陆澹盦兄矣。澹盦之指导玉麟，可谓无微不至，对于其习字读书，则更用力。余因捧玉麟而识澹盦兄，至今仍为至友之一，亦人生一幸也。”[3]周越然与陆澹安的缘分不止于此，陆澹安早年曾加入南社和星社，喜爱研究电影和戏曲，与洪深、严独鹤一起创办了中华电影学校和中华电影公司。[7]
南社是一个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发起人是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1909 成立于苏州，1923 年解体。周越然于1914 年 8 月 21 日加入南社，入社书编为 448。根据周越然的回忆，他在南社结交了“诗僧”苏曼殊等文人。苏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谷，号曼殊。广东香山人，出生于日本横滨。1912 年 4 月 5 日由柳亚子介绍加入南社。苏曼殊博学多才，精通英日文、梵文、英文和法文，能诗文，善绘画，是清末民初著名文学家。周越然在 1945 年《杂志》第 14 卷第 6 期发表了《苏曼殊与我》一文，据他回忆，1913 年，周越然初到安庆时与苏曼殊相识，一同在安徽高等学校任教，成为同事。不久之后苏曼殊离开安庆，辗转各地，余生一直与周越然保持着联系。“他在逝世的前半年，交给我手稿本两厚册，叫我为他印从或者售稿。我翻阅好多天，见里面都是译文，并且与《文学因缘》大半雷同。我不知道他半年后就要死的。这两本亲笔写成的诗稿，何等宝贵！我不该马上交还，我理应迟迟送去。我应该为他保存。这两册稿本不知那里去了？想已散失了！”[8]诗稿一事是周越然与苏曼殊最后的联系，稿本散失令他遗憾不已。
1921 年郑振铎经由茅盾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与周越然成为同事。1925 年，二人共同参加了上海名士组织的中国济难会，又一同签署了反抗上海军阀当局的《人权保障宣言》。郑振铎与周越然是故交亦是书友，周越然的名字多次出现在郑振铎日记之中，二人私交甚笃。1943 年 4 月 11 日郑振铎日记载:“九时许，至张宅，闲谈。十时半，至培成，访未风。十一时半，至各书肆小坐，遇越然。同至大利，祝雪村母七十九大寿，贺客甚多。遇垂统、景深等，皆久不见面者。二时，偕周至张宅。……闲谈至九时半始归。”[9]诸如此类日记还有很多，二人的情谊从工作延续至生活之中。《白雪遗音》是清嘉庆道光间的一部民歌俗曲总集，“此书最不易得；各收藏家及嗜歌曲者，总以未见为憾。但是我的幸气真好！我同时购获两部，一白纸，一黄纸。前者自己留用，后者让与郑君（振铎）”。[10]此文刊布于《文帖》1945 年第 1 卷上，《白雪遗音》的版本内容在《言言斋藏书目》卷六中载录为:“华广生选录，清道光八年玉庆堂刊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前有嘉庆已未高文德序、常瑞泉序、陈燕序、吴淳序，及华广生自序，又马头调、白雪遗音曲二首。”[11]
周炳辉《琐忆祖父周越然》提到周越然曾多次在书斋接待郑振铎，甚至其捐书事件也与郑振铎有关。
祖父不与任何人商量，也不委托任何人，就独自办完了这件事。直到四五月间，他才告诉我捐书一事。他是那么爱书，几乎视书如命，那为什么忽然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且立即付之行动，一无犹豫？我们无从理解，也无从猜测。但有一个现象是:这是在郑振铎近期来访之后发生的……那次，郑先生来访，祖父十分高兴，他们在西厢的书斋里交谈，谈得很久。然而在郑先生辞别之后，祖父就有点异常，他在客堂里走来走去，刚走进书斋一转，忽又回卧室，不读书，不看报，呆坐在书桌边。隔了好多天，他又进书斋忙着翻书，把书堆在一角。他不把书拿到卧室里去读，而且好像很焦躁的样子，谁也猜不透他究竟为了什么。等到他办完捐书这件事之后，家人才隐约地感到祖父近来情绪的波动、不安，似与他的‘历史问题’有关。为了卸下这个包袱，他作出了捐书的决定，而且捐出了他后期藏书中最有价值的精品:元明刻本一百三十三册，这是通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给国家的。[12]
然而，陈福康根据郑振铎留下的日记做出了如下推测:“不仅在 1957 年的‘春天’，甚至在‘沉重的 1957’整整一年中，郑先生根本就没有来过上海。那么，他怎么到沪上周越然‘西厢的书斋里交谈，谈得很久’呢？” [12]无论真相如何，郑振铎与周越然的关系往来十分密切，这一点确定无疑。
3. 言言斋藏曲目录
齐如山曾言:“民国三四十年，忽然想起从前所存之书，经两次兵燹，几乎完全损失，后来不但不能见其书，且连书名都不能知道，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乃决定把全书编一目录。”[13]一语道尽了民国时期的战火对藏书事业的打击，藏书家为保护所藏古籍而编写目录留存于世。周越然曾为其收藏的中文书籍编写藏书目录，有《言言斋藏书目》详细记录所藏经史子集类目，另有《吴兴周氏言言斋劫存曲目钞》专录劫余戏曲。民国时期藏曲风气盛行，戏曲界的发展需要大量文献，周氏藏曲之珍促使戏曲爱好者抄录其藏曲目录，吴晓铃见周越然藏曲草目后曾言“此目简略，不易概其全部珍庋”，于是撰写《吴兴周氏言言斋善本剧曲叙录》向外界介绍周氏藏曲的珍惜之处。
《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1950 年抄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书页边框高、宽 20.3×12.7 厘米，半页十三行，每行字数不等，黑口，单鱼尾，首页钤有“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版心下方有“合众图书馆”五字。共收剧本 135 种。录入戏曲文献时，先列撰人，然后依次据实记录行格、题款、序文、藏书印、插图等信息，简明扼要，篇幅较短。
《言言斋藏书目》是周越然的藏书目录，有抄本存世。常熟瞿凤起勤于抄写古籍，曾抄录一册《言言斋藏书目》，见诸于《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对瞿凤起藏书的记载。[14]林夕编著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 36 册收录《言言斋藏书目》七卷，此目据西谛藏本影印，西谛藏本归于国家图书馆，卷首和卷末分别钤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长乐郑氏藏书之印”。此本《言言斋藏书目》扉页未录撰人姓名，但言言斋为周氏书斋，“今北京图书馆有《言言斋藏书目》一册，抄本，旧为西谛所藏，惟编者一栏著为‘佚名’。但书目中分别录有《古音》辑《螟巢日记》两种，云为‘先大父岷帆公’所著，则书目为周氏手自编订无疑（周氏在其所撰《书书书》中有云‘先大父岷帆公讳学源’）”[15]，扬之水在《采绿小辑》中考证了《言言斋藏书目》的作者确为周越然无疑。
《言言斋藏书目》按照经、史、子、集的编目顺序排列，卷六集部中收录了《词谑》《曲律》《南词新谱》《北词新谱》《中原音韵》《度曲须知》等曲谱和戏曲批评论著。卷七为周越然所藏曲本，共收剧目 139 种，比之《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多录《桂枝香》《紫荆花》《瘗云岩》《双清影》四种，其余 135 种剧目相同，内容大体一致，但排列顺序不同。此外，卷七所列传奇剧本集均完整记载了集中所含剧目，如《倚晴楼七种曲》《新曲六种》《玉燕堂四种曲》等，但《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不录具体剧目名称及出数，只列版本及题款等内容，更为简略。《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卷尾有“周越然藏书，经陆萼庭君传抄此目，1950 年 9 月”[16]的注语，但陆萼庭所藏底本尚未得见。《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与《言言斋藏书目》一为简本，一为繁本，抄录时间孰先孰后，仍待进一步考证。
1943 年《国文月刊》第十九、二十期刊布了吴晓铃所作《吴兴周氏言言斋善本剧曲叙录》，共计一篇序文和十六篇叙录，著录其所见周氏典藏词曲小说。吴晓铃在序文中介绍其撰述缘起:
去冬自平来滇，途次春申，休止竟逾旬余。旅舍寂寥，日惟作旧书肆游，因与中国书店主人识，款谈甚洽，并承其以郑西谛（振铎）师居所见告，可戚也。初，余始抵沪，即拟诣之，寻其寓庐屡不获，心虽一遇，亦无可如何耳。师卜居庙弄，在静安寺后，户揽天下第七泉，地处幽邃，距闹甚遐，喧嚣之声不闻，诚所谓既静且安也。余凡五访，访恒累日不去，因得尽读其所藏剧曲，于其稀见者曾为撮要剳记，当别为文志之。师复以吴兴周越然先生所藏善本剧曲草目假观，周氏以藏剧曲小说闻，此目简略，不足概括其全部珍庋，然即目中所载已泰半不见前人著录，其见诸征者，传本亦极罕见，诚可贵也。因穷半日之力，将其录成副本。徂读之后，课余多暇，又复稍加叙次，别目为四:曰诸宫调，曰杂剧，曰传奇，曰散曲，各就所属，类系其下，复对作者姓氏里居，故事源流衍变略加考辨，附按其后。惟余孑身萍转，片楮未携，所言均凭记忆，纰缪当在不免，如承并世曲家进而教之，则幸甚矣。[17]
1939 年冬，吴晓铃途径沪上拜访恩师郑振铎，偶得周越然所藏戏曲小说简目，故而传抄并为之编写叙录。在1942 年离开之前，吴晓铃将手稿委托友人余冠英代为刊布。据吴晓铃自序，此手稿原为二十篇，然而《国文月刊》1943 年第十九、二十期仅刊载十六篇，并非全本。手稿已不复得见，《国文月刊》所刊内容总体上是每篇先列作者信息，再概述剧本内容，最后列版本流传情况。此目是曲概，亦是剧说。
在序文中吴晓铃提及郑振铎处藏有周越然所藏善本剧曲草目，十分简略。郑振铎处藏有周越然《言言斋藏书目》七卷，吴晓铃所见或许正是此目。吴晓铃所记十六种剧本应是周氏所藏无误，其中《遗真记》《乔影》《盛世新声》三种虽未见于钞本《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但周越然《避暑纳新凉》一文对《盛世新声》的版本有所记载，且《言言斋藏书目》卷六所录《盛世新声》与《避暑纳新凉》篇所述内容一致，只是相对简略。周氏家藏《盛世新声》为明正德间原刊本，黄皮纸初印。“版框高七英寸又四分之三，广五英寸又四分之一，大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字作赵体，颇似元刊。”[18]“每集前有目录一叶，其首叶首行书名下有‘校正’又有‘刊行’四字，而无校正者或刊行者之姓名。序文前半叶有‘孔昭灿字星碞号英如九字朱文方印，可知余之藏本来自鲁省也。”[18]《避暑纳新凉》篇详细说明了《盛世新声》的版式、行款，以及每一集的页数、藏书印信息，缺少剧本内容介绍。吴晓铃所作叙录是对此篇的补充，对剧本内容加以拓展延伸，解读甚详。该叙录首先是对大内院本三种的阐释，后介绍《盛世新声》刊本时间、十二卷所收戏曲，并加以评述，最后介绍传世刊本。
今乐考证著录三列盛世新声雍熙乐府及词林摘艳为神庙时大内院本三种，按三书均系元明散曲选集，中虽间或杂有杂剧传奇散套，然其非院本也甚明；且郭勋辑雍熙乐府与张禄之编词林摘艳均在嘉靖间，盛世新声刊于正德间，皆在万历之前，故知梅伯之旨误矣。周氏此书为正德原刊，卷首有正德十二年序，云「予尝留意词曲，间有文鄙句俗，甚伤风雅，诗人厌观而恶听。暇日逐一检阅，删繁去冗，存其脍炙人口者四百余章，小令五百余阅，题曰盛世新声云。」
书计十二卷，以地支标目，前十卷收正宫、黄钟、大石、仙吕、中吕、南吕、双调、越调及商调诸曲，戌亥两卷则杂收南北调小令套数，复间以揖枝儿打枣竿等俗曲，以材料多寡论，仅次于雍熙乐府，治曲学者实不可忽之。[19]
另有周越然所作《吴兴周氏言言斋劫存曲目钞》，2018 年中国嘉德春拍公布此目 14 页，此目前题“卷七劫余”，与《言言斋藏书目》分卷相同。笔者仅获读两页，所列戏曲共十二种，分别是《一帘春》《上林春》《两纱》《太平乐府》《芙蓉楼》《花月痕传奇》《金刚凤传奇》《金锁记》《后一捧雪》《后缇萦》《幽闺记》。此十二种剧本见于《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言言斋藏书目》之中，虽编排顺序不同，但所记内容大体一致。《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中“《太平乐府》十三种”一条仅列十三种剧名和出数，而《吴兴周氏言言斋劫存曲目钞》除名称外，另有“清乾隆中刊本，半叶行大二十字，小不顶格，十九字”的记载，眉批有“吴震生”三字，记录作者。关于此剧本，周越然在《太平乐府》一文中有剧名、出数及主旨内容的描述，详细录入版本信息:
《玉勾十三种》，清乾隆中刊本，白口，单鱼尾，上题“太平乐府”四字，下题各剧之名，四周单栏，半叶九行，行大二十字，小不顶格，十九字，全书前有乾隆壬申厉鹗序、题词、自序、演习凡例，又总目，每种前均有细目。《三多全》后有东城旅客书后，《地行仙》后叶有“重来倒好嬉子编，武林田翠舍梓行”二行十四小字。重来倒好嬉子，不知何人，既与厉鹗为友，其品学可知矣。卷首标叶尚存，题“击壤余音”四大字，又“玉勾斜畔书屋传奇一十三本”十二小字，上栏外题“谈助声余”四字。[18]
同为《太平乐府》版本实录，详略程度却是天壤之别。《芙蓉楼》的相关记载也表现出这一特点，《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载:“张衢填词。乾隆辛亥刊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前有乾隆辛亥衢自序，偶言玅娘像，题识，又目录，后有《消愁经》。”[16]《吴兴周氏言言斋劫存曲目钞》仅述“清张衢填词，清乾隆辛亥刊本。”不录行格，提款及序文信息。今上图所藏《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是否以《吴兴周氏言言斋劫存曲目钞》为底本抄录而成，笔者尚有疑问，但二者内容相仿，定然存在联系。
眉批是《吴兴周氏言言斋劫存曲目钞》的一大特色，周越然曾在所列剧本的页眉处批注撰人姓名。《两纱》元成子填词，式如子评本，页眉有“来集之”三字，明人来集之，字符成，号元成子。《乞食图》页眉批“钱维乔”三字，钱维乔，号林栖居士。《太平乐府》十三种，可堂先生撰，眉批“吴震生”为撰人本名。若在正文中已记载撰人本名，则不加批注。
4. 周越然的戏曲收藏
周越然所藏书籍品类多样，不限于中国古代经史著作，他的收藏始于西书，精于明清词曲小说，个性鲜明。其存世作品不多，但就戏曲而言，从《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中亦可窥见他的戏曲收藏观念。
4.1. 独特的善本理念: 广收明清刊本，重视稿本、钞本及残本收藏
在漫长的藏书生涯中，周越然对善本有着独到见解。他在《版本》一文中巧设比喻批评了读书不考究版本的错误，他认为精善的本子有八种:（一）宋金元刊本；（二）元明覆宋本；（三）明初刻本或活字本；（四）清初精校初印本；（五）名家手稿本或精钞本；（六）名家手校或手跋本；（七）海内或海内外孤本；（八）高丽活字本或日本古本。[20]周越然在收藏实践中践行其善本理念。《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所列 135 种藏品中大部分都是明清刊本，有明确记载的明刊本为 26 种，清代刊本在数量上略胜一筹。所藏明刊本《丹青记》《异梦记》由陈继儒批评，徐肃颖删润，萧儆韦校阅。《西厢记》《幽闺记》同为陈继儒批评，萧鸣盛校，余文熙阅。此四种均出于名家之手，周越然详细记载了著录信息。《钮少雅格正牡丹亭》二卷为清康熙中胡介祉刊本，白纸初印本。《还魂记》二卷五十五出为明刊本，白皮纸初印本。《还魂记》二卷五十五折为梦园刊本，竹纸初印本。此三种系初印本。
《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的编排总体上以时间为序，依次记录所收戏曲版本信息。除刻本外，周越然也钟爱稿本、钞本，在《吴抄林集》中，周越然介绍了抄本的价值:“抄本之最可珍贵者，不外四端:（一）著者系一畸人，（二）传本稀罕难求，（三）抄本出之名手，（四）曾经名家收藏。”[20]周越然将所藏吴梅村手抄的《林公辅文集》奉为至宝，深谙其可贵之处。同时，周越然也收有部分戏曲抄本。《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所载《一帘春》为誊真稿本，《金刚凤传奇》为稿本；《上林春》《金貂记》《重圆镜》均为旧抄本；《财星照》为写样未刻本；《金锁记》《血影石传奇》《翡翠园》《腊尽春回》均为精写本，此本《腊尽春回》疑似誊真未刻稿本。周越然在《谈<上林春>》中介绍:“余家所藏的《上林春》二十六折，系明末素纸写本，每半叶七行，每行二十五，六，七，八字不等。卷首封面有明人题‘上林春’三字，又‘崇祯十二年仲冬录’八字，又王国维手书‘上林春四本’五字，又‘王国维’三字印记。此剧作者何人，全无查考。”[20]《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中所载戏曲并非都是足本，正如《吟风阁杂剧》仅存首二卷，明抄本《上林春》二十六折也是残本，不见全书，所载信息有限。这恰好说明周越然能够打破固有思维，善于发现绝世珍本。
除《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所载戏曲外，周越然在战乱期间购入清内府旧抄剧本六种:《诞生》《洗三》《满月》《祝福》《太平钱》《贪欢报》，言此本“世不多见，且无刊本，故购藏之”。[20]另有《鼎峙春秋》也购于这一时期。“戏剧多种，每种均无名称，惟每出有一标题，即前岁由北平某杂志分期登载，题名‘鼎峙春秋’，而称为世间孤本者是也。余购获类似者，标题文字与逐出安排，与北平本不同。”[20]此时周越然已年逾五十，战乱时期自顾不暇，已不再大量购书，但一遇珍本仍会购入保存。
顾佛影曾在《赠周越然》诗中说他“买书买尽宋元版，读书穷探沧瀛奇。”[21]从侧面印证了周越然对书籍版本的重视，读书但求善本。周越然的词曲小说收藏实践说明了他对善本的定义，此八种善本涵盖了其所藏书籍的类型。
4.2. 钟爱名家收藏本
自古以来文人皆以藏书为好，常在珍本上加盖印章以记录姓名、堂号或箴言，给后世治学留下蛛丝马迹。藏书印是古籍版本鉴定过程中的重要依据，根据藏书印的形制与内容可以考证古籍的来源和收藏价值。周越然热衷于收藏曾为名家收藏并钤有书印的古籍，《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中记载有多枚藏书印，展示了戏曲藏本的过往，亦是周氏藏书之珍的重要依据。
据《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所载，周越然收藏的《西厢》六种、《上林春》《牡丹亭记》《明月环传奇》《金貂记》《金锁记》《财星照》《翡翠园》《双忠记》《白兔记》《跃鲤记》《十义记》均钤有“王国维”三字印章，皆为王国维旧藏。王国维所藏词曲小说至 1912 年底转入罗振玉之手，1928 年 5 月，《蟫隐庐旧本书目》第十六期出现王国维旧藏“《上林春》不分卷，明钞本，王观堂藏书。四册，三十六元。”[22]周越然是已知购得王国维旧藏戏曲最多的私人藏书家，“尚有清代传奇杂剧二百余种，不列举。上列旧抄本大都为王国维氏旧藏。”[23]郑振铎在《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一文中记录了周越然所藏的部分传奇剧本，说明了部分抄本确系王国维旧藏。周越然所收明崇祯年间新都蒲水斋校刻本《牡丹亭记》二卷本原为四明朱氏敝帚斋藏书，后归王国维，现藏于国家图书馆。[24]
国家图书馆藏《新编林冲宝剑记》二卷本首页钤有“周越然”印，另有“四明朱氏敝帚斋藏书”“海内孤本” “仰周所宝”“吴兴周氏言言斋劫后存书”等印章。袁绍濂(1871—1935)，名家濂，字仰周，号莲溪，袁震子。浙江宁波人，清末民初藏书家，有藏书楼静远仙馆用以编列珍藏，网罗遗佚，增订丛残。此本《新编林冲宝剑记》先后经四明朱氏敝帚斋、袁绍濂之手收藏，又辗转至周越然处。
陈鳣（1753—1817），字仲鱼，号简庄，又号河庄，别署新坡，浙江海宁人。清代学者、藏书家、校勘家。陈鳣藏书《圭塘欸乃集》二卷旧钞本钤有“仲鱼过眼”一印，[25]《吟风阁》中亦有“仲鱼过眼”四字朱文长方印。因此，周越然所藏“仲鱼过眼”印系陈鳣之印，此本《吟风阁》为陈鳣旧藏。
《海烈妇》中有“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印”长方形白文朱印。有福读书堂是扬州著名的藏书楼，又名测海楼，清人吴次山修建。吴引孙（1848—1917），字福茨。吴次山之孙。先世为安徽歙县人，乾隆年间至扬州，入仪征籍。仪征吴氏于吴次山建楼之时开始藏书，有福读书堂藏书多为明刻旧钞及清初刻本、原刻本，实为珍本。《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所载《海烈妇》为道光辛丑梅华庵刊本，据藏书印可知此本曾经真州吴氏收藏后入周越然之手。
4.3. 注重插图剧本的收藏
周越然所藏戏曲类书籍多为罕见的插图本。《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所载共 40 种，诸如明刊本《女红纱》《秃碧纱》有图 10 面，明吴兴臧晋叔校刊本《元曲选》为全图本，《玉茗堂传奇》中《还魂记》有图 35 面，《紫钗记》有图 28 面，《南柯记》有图 35 面，《邯郸记》有图 24 面。《西厢记》《琵琶记》作为明代流传最广的杂剧之一，各种评点本、插图本层出不穷。周越然所藏十五种《西厢记》中有四种插图本，八种《琵琶记》中有五种插图本。
明代坊刻本质量上乘，插图众多，笔触精致，一直被民国藏书家争相收集。富春堂是明代万历年间金陵地区的著名书坊，位于三山街，堂主唐富春。金陵唐氏富春堂以刻印民间通俗读物而著称，专刻戏曲作品、民间文学作品和生活日用图书。今知其所刻戏曲作品仅 24 部传奇存世，收录于《古本戏曲丛刊》。富春堂刊刻的戏曲文献插图精美，书框多为回字型花栏。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先说富春堂。它的历史似相当久远，以出版有‘花栏’（即书框的四周有雕花的或图案的框栏）的戏曲著名。相传富春堂传奇有一百多种，但我们所见不过三十多种。其插图，线条简朴有力，人物皆是大型的，脸部的表情很深刻。虽稍嫌粗率，但十分放纵、生辣。这一派风格在后来年画作品里还保存袭来。” [26]周越然所藏明金陵唐氏富春堂刊本《双忠记》有图 10面，《跃鲤记》有图 26 面，《十义记》有图 18 面，《白兔记》有图 13 面。就所见插图而言，确有该书坊的版画风格。
4.4. 重视同一剧作的不同版本收藏
《言言斋藏书目》及周越然的著作《书书书》中都有《西厢记》《琵琶记》版本的记载。《〈西厢〉与<琵琶>》载:“《西厢》言恋爱，《琵琶》言忠孝——此二者为吾国最佳之剧本，故人人重视之。兹将余所见所藏两剧之各种版刻，一一开列于此。”[20]足以证明周越然对此二剧的喜爱，以至于在书中单列一篇《<西厢记>研究》专门介绍《西厢记》的内容、版本以及阅读《西厢记》的缘起。《西厢记》传世版本甚多，周越然所藏共计十五种。另有《<琵琶记>之版本》述其庋藏，“《琵琶记》为吾国最著名传奇之一。王国维《曲录》只载《六十种曲》本一种，曲本无图无评，刊工亦不精，似非至善之本也。余所藏者，有后列各本。近年刊本、铅字本及石印本不列入。”[18]文中所列《琵琶记》仅八种，但字里行间都表明周越然所藏版本远超所录。
据周越然自述，《西厢记》的元代、金代刊本都已亡佚，仅有明清刊本传世。研究《西厢记》不必广求多本，言言斋所藏《西厢记》都极不易得，贯池刘氏暖红室刊本所囊括内容足以供研究之用。如此看来，周越然广收珍本《西厢记》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然而周氏典藏使古籍免遭损毁，于后世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周越然所见所藏八种《琵琶记》中吴兴凌氏朱墨套印本是最为难得的珍本，而容与堂本最为罕见。此外，三多斋刊本与金阊书业堂刻巾箱本均为清康熙中刻本《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重刻本。《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和三多斋刊本在《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中并无记载，“原书于民国二十年冬在沪市见过，似非元本，而为明嘉靖间刊物也。”[20]此本应该不在收藏之列，只是周越然所见版本，但周氏典藏都是珍本，就《琵琶记》的研究而言足够全面。
5. 结语
自民国初年始，周越然近半个世纪的藏书生涯中，除大量通俗小说外，还收藏了无数戏曲珍本。周越然曾撰《言言斋藏书目》《吴兴周氏言言斋劫存曲目钞》录其所藏，后有《吴兴周氏言言斋善本剧曲叙录》和《吴兴周氏言言斋藏曲目》作为周氏藏曲的延申。周越然在《言言斋藏书目》卷七中对所藏戏曲文献进行了版本梳理，但言言斋被毁，大量古籍遭厄，藏书实况今已不可考。据《旧籍丛话》所载，《画眉记》《鸳鸯剑》《来凤馆精选古今传奇》实为周氏藏书，但不在《言言斋藏书目》之列，此曲目恐有遗漏。言言斋藏曲皆为精品，在藏书的选择上，周越然表现出鲜明个性，中西兼顾，犹重小说戏曲，打破传统思想的藩篱而对善本独有一番见解。单论戏曲，周氏藏书广博且都是精品，注重戏曲收藏的系统性、全面性。
1957 年，年迈之际的周越然将庋藏一生的元明刻本一百三十三册通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赠给国家，后将西文书籍捐赠给复旦大学，薪火相传。“文革”期间，其他的藏书由周越然家人上交派出所，后被送往废品收购站，令人痛惜，此次交书成为“一·二八”事件后的又一次书厄。[2]言言斋藏书存世寥寥，亦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料，百年前的藏书盛况无人知晓，后世学者凭借仅存的数据正在努力揭开言言斋藏书的奥秘，路漫漫而又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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