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开创性研究 : 《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序言五篇

1. 序一

蒙古国研究大学（GRADUATE UNIVERSITY OF MONGOLIA）是蒙古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关注当代研究，其前身是蒙古国国立大学俄语学院，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文化学专业是我校的一个优势专业，不仅为蒙古国培养了卓越的文化包括艺术工作者，也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日本和韩国等国培养很多人才。

杜染研究员是文化学专业一名来自中国的优秀博士生，入学以来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他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文学和艺术学理论，在中国首都北京市的文化单位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曾出版过多部学术专著。杜染多年来一直专注文化学领域的研究，即将出版的新著《文化现代性建构论》是其代表性的学理性著作。作为他的蒙方导师，我很高兴为他的著作作序。

这部《文化现代性建构论》150 多万字，我很赞赏这部学术巨著。杜染以文化现代性构建作为主题思想，提出具有独创性的文化理论，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研究领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有价值的文化理论。

文化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文化学在蒙古国以及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是高等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蒙古国学术界在文化学理论上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杜染作为中国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构建”可以说是文化学理论研究的贡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对蒙古国研究文化学理论及文化学学科建设也是一个重要参照。

在此，希望杜染继续努力，勇于创新，在文化学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绩，为中蒙两国文化和学术交流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序二

杜染博士的学术新著《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六卷本即将面世，这是杜染多年来刻苦钻研、辛勤笔耕的结果，也是我们研究院和蒙古国研究大学的荣誉，很荣幸能为此著作序。

杜染是群众文化学的研究者，也是该研究领域重要的开拓者。自攻读文化学博士学位以来，他将文化学的学习与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得中蒙双方多位名师指导，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显著提升。

杜染这部新著对文化学所作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杜染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建构，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因此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领域。《文化现代性建构论》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文化现代性建构论”这一独创性的文化理论。文化现代性建构论以“文化民主化”为总命题，以“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的实践与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的同构性”为立论基础和研究起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概念和范畴，如立学、文化建构主义、文化即建构等，力图在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建构文化现代性，建立“文化—政治—审美”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新形式。

杜染具有执着的学术追求，致力于群众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在出版《群众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性建构论》之后，博士论文选题《文化民主化:群众文化现代化研究》，继续对群众文化学进行学理建构。杜染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后，还要进行文化学博士后工作的研究计划，将持续对文化学进行学理性的研究并出版文化学研究专著。这些研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具有学术意义和世界意义。

蒙古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研究院自成立以来，一直发挥着蒙中友谊、教育、科学、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为了发展两国文化交流、扩大教育科技合作，与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国国立科技大学、蒙古国国立教育大学、蒙古国国立文化艺术大学、蒙古国国立生命科学大学、蒙古国研究大学以及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了深度合作。特别是在两国急需的专业领域内联合培养硕士、博士，建设博士后流动站等，形成了卓有成效的高端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

杜染读博以来自觉遵守博士生培养的各项制度，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完成各门学习课程，虚心向导师求教，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主持学术会议，举办学术讲座，传播文化理论，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022 年被评为蒙古国研究大学年度优秀博士生，并被聘为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在又喜添新作，这一份份喜人的收获是杜染努力的结果，是导师辛勤培育的结果，也是研究院的荣耀。

该著作作为杜染在留学读博期间的研究成果，也是中蒙文化交流的成果，相信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传播以及国际学术交流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杜染的新著即将出版之际，我们谨代表研究院对其著作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恭祝杜染在文化学研究领域学业进步，事业有成，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创造新的辉煌！

3. 序三

杜染《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序

段宝林

杜染同志从北大毕业以后，一直为群众文化事业打拼。二十多年来在文化馆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干了许许多多的实际工作，同时也进行群众文化的理论探索，写了许许多多的论文和专著。其中有的出版了，有的则没有出版。现在他把尚未出版的著作编成六卷文集，总名之曰《文化现代性建构论》，总共 150 多万字，这是一项原创性的文化理论研究成果。

此书在华龄出版社即将出版之际，作者索序于我，作为他读博期间的导师，看到他这样勤奋努力，为创建群众文化学这一新兴学科，卓有建树，很高兴为他的这部新著写序。

我们知道，群众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和专业文化一样，具有文化的共同特点。

文化是和自然相对的。自然是天生的，而文化是人为的。文化靠人来创造，而杜染用了“建构”一词，这是当代西方和中国的一个时新词语。它不只有创造、建设的意思，而且还有构造体系的意思。在此书的写作中，他构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学术体系，分为总论——立学和分论——包含群众文化学、文化馆学、群众艺术学、民间艺术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文化美学和艺术美学等等许许多多的分学科。

这些理论在其他的著作中是很难找到的，这是杜染的独创。

他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去研究文化学、现代性等等当代前沿理论，收罗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对每个问题的论证都从极其庞大的资料库中征引论据，他大量引用经典作家、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种种言论，而且引必有注，注必规范、详尽。因为他有极其丰富的资料库存，所以其书目也非常详尽，这些都很有参考价值。

他说此书的四大特点是世界性、时代性、实践性和社会性。

杜染要用全球化的视野和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思想去建构群众文化学。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充满了开拓性、探索性、建构性。

就说全球化、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吧，美帝国主义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国内有些人也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反动观点和糊涂观念。如今，东方文明的先进文化早已超越了腐朽的西方文化。

记得在朝鲜战争中，美军在撤退时炸毁了汉城的水电设施，在他们收复汉城时，却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但修好了水电设备，而且完好无损地把它们保留给了汉城人民，这和他们自己的做法完全不同，当时的美军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十分感慨地说，这件事表现了“中国人的文明”。对此他表示钦佩。实际上，志愿军的步枪手榴弹战胜了美帝的飞机大炮，就是靠的这种文明的精神。志愿军士气之高，美军是根本学不到的。这说明，即使是一些反动的西方头面人物，在铁的事实面前，都不得不承认中国文明的优越性。

确实，现代化是从西方工业革命开始的，但那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贫富分化的现代化，是战争武器的现代化，是劳动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受苦受难的现代化。而我们需要的现代化，则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为民造福的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现代化。——这些根本问题在书中都有详细的科学分析。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审美是人的自由本质和创造能力的体现。

他认为，文化是主导，政治是手段，美学是目的。他的体系就是这三者合一的体系。其总命题是文化民主化。

这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文化——群众文化。在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人民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业奴隶，他们整日在饥饿线上挣扎，是无权创作和享受文化成果的。他们只有大众文化，这是资本家愚弄麻痹大众灌输命运决定论给奴才的娱乐，绝不是群众自己的创作。所以这种大众文化并不是群众文化。

群众文化是人民大众自己的创作，包括人民创作的传统民间文化和他们用文人文化的所有体裁创作的新文艺作品。所以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群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创造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审美文化。

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的文化，需要吸取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化成果，进行大胆的开拓创新，这就是不忘本来、吸取外来、面向未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才能建设好群众文化学这一全新的学科。我高兴地看到杜染的这部巨著正是努力这样做的，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杜染说:“我要努力推进群众文化的概念理论化，并建立起群众文化理论的体系和学科群。以此为终身的学术志业。”

我相信，在不懈的科学探索中，杜染的这个伟大的志愿一定能很好地实现。我祝贺他此套丛书的出版，希望他继续努力前进，使作品的质量不断提高，理论更加精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去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是为序。

段宝林（1934 年 1 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大民俗学会会长及人类学民俗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心主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故事学会副会长，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有《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精要》、《中国神话博览》、《民间文化与立体思维》、《北大回首六十年》、《民间叙事的立体研究》、《民歌与新诗》等，编有《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间文学》等，主编《民间文学词典》、《中国民间文艺学概要》、《民间文学教程》、《中国山水文化大观》、《山水中国》、《民间诗律》、《世界民俗大观》、《中国俗文学概论》、《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古今民间诗律》、《中外民间诗律》、《当代讽刺歌谣》、《中华民俗大典》等。获得中国文联山花奖、意大利人类学大奖——彼得奖、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的“20 世纪杰出人物金奖”等。

4. 序四

建构国民文化、丰富人民文化生活

周星

杜染通过微信发来了他的六卷本《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的电子版书稿，嘱我写序。我认真拜读了他的这部大作，很为他从事“群众文化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的激情和努力所感动，也为他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喜和钦佩。因为专业学术的背景不同，我未必适合来对杜染的学术研究做出评论，但我确实是从他的著作中，学到很多有关我国“群众文化”这一领域里非常珍贵的知识，受到了很多启发和刺激。所以，借此写序的机会，谈一点读后的感想，就算是和杜染做一次笔谈吧。

从长期在基层文化馆或群众艺术馆奋斗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到以学术为志业的文化理论家，其间的跨度不可谓不大。杜染勤于学习和写作，他努力思考群众文化工作的意义，依托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与文化的学说，积极地参鉴和汲取国内外“文化研究”领域的诸多理论，同时也是基于他自己多年的群众文化工作实践，试图创立中国“群众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杜染致力于从中国特色的“群众文化”中发现和发掘其“现代性”的价值，他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建构主义论述，令我印象深刻。我认为，杜染所达成的对于“文化建构主义”的认知，在很多地方，其实也和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社会学的“文化研究”以及文化政治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所揭示的“文化”得以生成、存续、动态变迁和再生产的机制，基本上是殊途而同归的。

杜染从“群众文化学”的立场出发，强调“群众文化的现代化”方向，指出现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其实也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这对我们也是很有启示的观点。“现代性”的概念和学说颇为复杂，但如果把它通俗地理解为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逐渐获得的社会文化的某些特定状态，那么，“群众文化”的现代化，无疑也就意味着它可能具备一些现代性。联想起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所历经的新年画运动、新民歌运动、移风易俗运动等等，我们说中国当代文化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属性的新传统，也并非言过其实。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原本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部分，中国历届政府的文化政策当然也应该是以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为指向的。虽然和西方社会文化的现代性有所不同，但“群众文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所逐渐获得的现代性，也应该是内在地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因为路径虽然不同，其指向依然是现代化。

杜染认真辨析了“群众文化”和相关或相近的“民间文化”、“民间文艺”、“大众文化”、“公共文化”、“休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诸多范畴的异同，突出了“群众文化”这一范畴的中国本土属性，与此同时，他的著作也提供了有关近现代中国“群众文化”领域及其相关历史的详细资料，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我认为，若要理解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国民文化”建设的进程和成就，若要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构成、演变及其发展的方向，若要理解新中国“文化政治”的结构、机制和逻辑，我们都必须认真地看待“群众文化”这一范畴在当代中国人民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

杜染在他的著述中提出了很多深刻的学术观点，都非常有价值，值得我们深思。例如，他根据中国“群众文化”工作的实践，探讨文化民主相关问题，把“文化民主化”视为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建构的总命题。“群众文化”的指向，始终是重视民众的文化主体性，尊崇民众的文化创造力，强调普通民众在无数多的文化实践中可以获得全面的发展。中国包括“群众文化”范畴在内的整个文化体制，总体上应该就是为了推进文化民主化，亦即推动全体人民共享所有文化成果的国家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及完善而存在的。杜染指出，所谓文化民主化就是要在文化领域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促成全民参与文化的创造和享有，彻底改变文化在历史上曾经被统治阶层或知识精英们所独占的局面，对此，我也是非常认同的。“群众文化”的理念和实践，实际上打破了长期以来，文化成果很难或很少为普通百姓所享有的状态。在我看来，如何才能够将国家宪法所确定的人民应该享有的文化权利落在实处，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群众文化”工作便是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群众文化”天然地具有人民性，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处理好“群众文化”和“专业文化”彼此之间的关系。仅就此而论，如果我们回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1980年代的“群众文化”工作，除了有很多好的经验，也还是有过一些深刻的教训。多年以前，我调查和研究户县农民画的时候，就曾发现在“极左”年代，有人用农民画去批判专业画家的文人画或国画、油画，这样就把“群众文化”和“专业文化”对立了起来，用前者去否定或贬损后者，殊不知“群众文化”和“专业文化”对于国家的文化事业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它们可以是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应该拿“群众文化”替代“专业文化”。1980 年代以后的拨乱反正，也纠正了这方便的偏差；但随后一些年，却又出现了轻视“群众文化”的倾向，有些人有意无意地用“专业文化”来贬损“群众文化”，认为它不登大雅之堂。在我看来，轻视“群众文化”的理念也是一种值得批评的偏见。杜染通过对“群众文化”的深入研究，阐释其现代性的意义，有助于克服一些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

杜染进一步还把文化民主化与“文化公共性”的概念联系起来，强调文化权利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的意义，这也是我非常赞同的。我也认为，“群众文化”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公共文化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的公共化，亦即包括“群众文化”的相关机构、设施和服务等在内的国家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乃是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保证。所谓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主要包括“人人享有的文化活动参与权、法定的文化成果拥有权、自由的文化方式选择权与合理的文化权益分配权”等方面的内容。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应该努力去实现文化公共化的目标，但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在经济、社会不够发达的时期，这些方面确实有较多欠账。改革开放以后，高度经济增长带来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同时也为实现文化的公共化目标提供了保证。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得以实施以来，加快建设和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国家基本议程，所有具有公共性的“群众文化”设施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公共部门所提供服务的活动、项目、产品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公民实现基本文化权益的需求，也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与此同时，学术界当然应该加强对公共文化事业及国家文化艺术政策等课题的深入研究，杜染的著述，在我看来，正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群众文化”的概念和实践，虽然曾在 1950 年代受到过苏联的一些影响，但它基本上算得上是中国本土的实践性创造，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它承载了建设国民文化、提升国民文化生活品质的基本责任。对外，它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对内，它有助于国家对人民的动员，有助于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和话语权建构，用杜染的话来说，它和现代国家的文化自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等涉及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最基本问题密切相关。实际上，这方面还是有过一些教训，例如，在左倾意识形态极端化的时期，“阶级斗争”观念的过度膨胀，曾使得“群众”这一范畴会将部分国民排除在外，于是，当时的“群众文化”就很难说是全民参与的。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群众文化”开始涵括所有人，其主体是人民群众，亦即全体社会公民。这个理念的变化意义重大，由此，“群众文化”就可以无限接近于成为“国民文化”，而建构“国民文化”正是国家文化事业的既定方向。

近一个世纪以来，被“群众文化”范畴所涵括的那些文化形态和式样，在中国确实是经历了反复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群众文化”，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艺等，其实都不再具有所谓的“原生态”，而是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新的文化传统。例如，自 1987 年以来，文化部开展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创建命名工作，每三年一评定，截止 2020 年全国已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963 处。这项工作当然也就意味着国家对民间文化的深入介入和改造。诚如杜染指出的那样，“民、民众、民间、民间文化”的叙事体系与“劳动人民、群众、群众文化”的叙述体系，它们相互之间的整合，进而民间文化与“群众文化”之间的整合，构成了非常复杂而又基本上是以“现代性”为指向的文化重构过程。如何理解这样的文化过程以及它所形成的新的中国文化的现实状况或格局，应该也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所不应回避的课题。

学术界对“群众文化”的界说，往往强调其业余性（非职业、非专业）、群众性（全面性）、自娱性等。就其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所谓“自娱性”，若是按照中国“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导人之一高占祥先生通俗易懂的表述，亦即“自己写，写自己，自己发现自己；自己演，演自己，自己培养自己；自己唱，唱自己，自己提高自己；自娱自乐，自我活动”，这才是群众文化的真正含义。换言之，即便是擅长于“专业文化”的专家，也依然可以参与“群众文化”而乐在其中。我认为，这样的表述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每个人的参与性实践，也正是在每个参与者的文化实践中，新的文化生活就能够被再生产出来。

关于“群众文化”及其相关的学术研究，我有两个自己的观点也想在此提出。

第一点，“群众文化”既然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本土的具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文化原创，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它在具有中国属性的同时，也是具有普适性的，所以，积极地展开相关的跨国、跨文化比较研究，应该是今后的一个方向。以日本为例，战后由于确立了建设文化大国的目标，所以，其在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公民馆、历史民俗资料馆、市民会馆、市民文化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方面做了很多投入和建设，从而在“社会教育”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通过展开国际性的比较研究，我相信，可以为中国的“群众文化”工作提供一些“他山之石”或可以参照的“镜子”。这样的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证实“群众文化”之中国现代性的普遍性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迈向新的高度。

第二点，眼下正在发生的“生活革命”将为“群众文化”领域带来全新的局面。我倾向于认为，以往“群众文化”的范畴偏重文艺，缺少了“生活文化”的部分，伴随着人们生活的大幅度改善以及老百姓生活方式的变迁，将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更多地参与“群众文化”领域的各种活动，这也将在“生活文化”的层面为“群众文化”拓展出很多大的发展空间。费孝通教授曾提示我们，中国人富了之后怎么办？从眼下可以预见的方向，便是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人民群众在生活富足的基础上，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文化艺术追求。如果按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逻辑去思考，则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过程中所展开的生活文化实践，将为其人生带来幸福感、尊严和意义。在我看来，中国的“群众文化”领域，今后或将面临一个朝向“生活文化”方向出现井喷的大好局面。

最后，我还想做一点“自我”批评。我不大理解为何在我所从事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领域的中国文化研究中，研究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群众文化”。虽然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对于他们所研究的“文化”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如果他们要谈论当代中国文化等相关问题，那么，对“群众文化”这一领域的视而不见，显然是有认知偏差的。

我是在前些年有一次参加北京的学术会议时认识杜染的，他送了我一本关于“群众文化”的书，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旅居海外，和杜染的交流机会并不是很多，但通过微信等有限的交流，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他的真挚、厚道、谦逊和对学问的热忱。谨以此序，向杜染致敬，同时也权作是和读者们的一种交流吧。

周星（1957.8—）:生于陕西，汉族，中共党员，民族学博士。旅日中国民俗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现任日本神奈川大学国际日本学部历史民俗学科教授，神奈川大学大学院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委员长、博士课程指导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ICCS ）所长、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兼任中国民族学会海外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化人类学及东亚民俗学，主要著作有《乡土生活的逻辑》、《本土常识的意味》、《百年衣装— —中式服装的谱系与汉服运动》等，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国家与民俗》、《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等。

5. 序五

时间过得真快，和杜染认识已有 10 年了。其实密切的接触，不过在最近两三年。2020—2021 年，他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选我做导师，自此联系多了起来。

他是一个异常单纯的人，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和最初认识时，并没有太大变化。我曾在《访问学者杜染》一文中提到他的三个特点:“一是他爱买书，家中藏书三万册。这个数量实在惊人，一般学者难以企及，好买书如我，估计也只有上万册。得多大的房子，盛那么多书呢？二是他性至孝，他的母亲，晚年瘫痪在床，精神痴呆，他家中兄妹多人，却无一人照管，只他把母亲接到家里，奉养多年，直至终老。为此他离了婚，‘牺牲了自己小家的幸福’。一个人，既要照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又要天天上班，其中辛苦自不待言。三是他好问学，作为群艺馆工作人员，他对群众文化有深入研究，至今已出版多部专著。”

这套皇皇六卷，名为《文化现代性建构论》的著作，就是他数十年从事群众文化研究的结晶。

和其他现代学科一样，艺术学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产物。1904 年，清廷迫于时代大势，废除科举，改革学制，中国走上了现代教育之路。油画、话剧、摄影、电影等西方艺术类型涌入中国，传统的美术、绘画、陶瓷、戏曲等门类也在西方艺术之眼的观照下，得以重新审视与书写。大量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学者，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学建设的开路者。这一时期的艺术学研究以引用和借鉴国外为主。20 世纪 50年代以后，以张庚、郭汉城、杨荫浏、王朝闻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了中国艺术学的体系化建构。从学科建制上说，艺术学最初归入文学。2011 年，艺术学脱离文学，成为单独的学科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2022 年底，艺术学学科体系重新调整，将所有做理论研究的都归在一起，称为“艺术学”。新设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 6 个一级学科，可授予专业博士学位。

这一调整幅度甚大，也引起了相当的讨论。从这种大开大合的调整可以看出，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尚处于发展时期，还面临不少问题。比如，它的二级学科迟迟没有定型。再如，杜染所研究的群众艺术学，始终没有立足之地，学院中人关注此一领域的甚少。

实际上，群众艺术是社会主义文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各省、市、县，皆有群众艺术馆或文化馆，乡镇一级有文化站。1956 年，国家设有中央群众艺术馆，一年之后因反右运动撤消。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部有恢复中央群众艺术馆的提议，筹备了一段时间，终因编制和经费等原因搁置。单从建制来说，群众艺术非常重要。

群众艺术是与专业艺术相对的，群艺馆所面向的对象，是有别于专业艺术人员的普通大众，是文艺实践活动。群众艺术馆的从业人员，大多是组织艺术活动，极少有人专门从事研究，杜染显得形单影只。

所以，杜染的研究有些筚路蓝缕，这套丛书中的《群众艺术学》、《群众文化学》、《文化馆学》等书，都有基础研究和体系建构的意味。他使出浑身解数，要凭一己之力，为群众艺术学打出一片天地。

不仅如此，他有更大的野心，他要建构一套更为恢弘的体系，这套书的书名“文化现代性建构论”表明了这点。现代性是学界研究的一个大课题，相关成果汗牛充栋，杜染穷搜博涉，做了大量阅读。不过，他所提出的“文化现代性”，带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杜染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文化现代性建构论》闪现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芒，他的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范畴，注重文化的社会性、整体性和动态性，强调文化与社会各领域的关联。他将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的实践与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的同构性作为立论基础和研究起点。他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认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展现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体现的是文化民主化，最终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

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意义的概念、范畴或命题，如:群众文化的现代化、文化建构、立学、大文化观、立人文化、文化建构主义、文化即建构、美在自由、文化民主化等。这些提法，有的前人已有所论，如高尔泰提出过美是自由的象征，人类学家将宗教、法律、艺术、信仰等等皆视为文化，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语境性，这可视为一种大文化观，关于文化的建构，亦有学者论述。不过，杜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对它们做出了新的阐释，比如，他所说的文化建构主义，“其本质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中‘人化与化人的文化政治实践，最重要特征在于它的动态生成性，即建构性。其前提是世界的未完成性和人的未完成性。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建构主义，强调我们建构世界不是随心所欲地建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建构，用马克思主义文化驾驭建构。旨在以理论与实践并举的建构方式构建文化、政治、美学三个维度辩证融合的关联性的适用框架，即三维一体。这就是笔者所描述的文化建构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确定性。”这种观点，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色。

后现代的解构精神似已深入人心，学界对于建构宏大体系的举措往往掉以轻心，甚至嗤之以鼻，精细琐碎的学究式研究似乎成为一时主流。杜染以一腔孤勇，费尽全副力气，提出一套理论体系，写出如许厚重著作，意在能够切切实实地推进群众艺术学和群众文化学、文化馆学的研究步伐。无论如何，他已经打下了基础，做出了表率，其精神都值得鼓掌赞叹。

李修建，1980 年生，山东临沂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专业，哲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所长、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艺术学理论、中国美学和艺术人类学，出版《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中国审美意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合著）《艺术人类学》（合著）等多部，独译或合译《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原始艺术》《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续编》《世界艺术研究》等 10 余部，主编“艺术人类学经典译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