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经典文学作品互译：从跨文化交流与实践之维

1. 引言

人文现象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写照，文学作品历经岁月沉淀，凝结着一个民族的价值理念、精神品格、人文情怀与社会风貌，是跨文化语境下最具感染力、传播力的文化符号。语言文化学是语言学中以人为中心的范式的产物，这一范式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发展^[1]。然而，在中俄翻译实践中，许多体现俄罗斯民族特征的词汇，难以找到完全恰当的中文翻译，这往往导致目标语言读者产生对其语义所指与文化内涵的误解。

作品互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符号的跨语言重构过程，正如洛特曼¹文化符号学理论所指出的，成语及文学文本是由离散符号语言书写的连续性民族和历史文化文本，其语义唯有在称之为符号域的特定文化生存空间内得以形成，本质上是文化主体的认知成果。^[2]质言之，文学翻译应将源文化形象重构与展现为目的，但不能丧失源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与诗意表达，有效的同步翻译才能实现信息传递、情感交融与人文共享。

此外，语言学中的词义转喻手法为理解文学翻译中的意义转换，提供了基础可能。无论是俄语还是汉语，名词、形容词以及动词的词汇转喻，均基于情景参项与释义要素上的焦点来转移实现语义扩展。这种机制使得词汇能够在不同语境中灵活表达多种含义^[3]。转喻机制也存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者必须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建立语义联系与内涵展开，选择文化标识来实现有效的认知信息传递，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学翻译的逻辑机制。

2. 经典俄文学作品中文化词的应用

跨文化交流的核心是不同文明间的理解、尊重与互通，中俄经典文学作品互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具象化实践，兼具语言性、文化性、文学性与时代性多重属性，其核心内涵远超表层翻译范畴，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对话，更是推动中俄人文交流、实现成果共享的重要方式。

在跨文化交际的场域中，文化词的指向性特质使其呈现出显著的符号化特征。由于不同民族在地理环境、历史演进、社会制度及认知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文化词往往表现出“彼有此无”或“此有彼无”的词汇空缺现象。这一现象并非简单的语言形式上的缺失，而是深层文化结构差异的直接体现，这就导致理解上的困难。如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天人合一”“阴阳”“仁”等概念，蕴含着独特的宇宙观、生命观与意义取向，在西方语言体系中难以找到语义完全对等的对应项；西方语境中的“是者”“理念”“实体”等，也根植于其特定的历史、哲学与社会背景，在汉语文化语境中进行直接转译时，同样面临文化理解上的原意消解和文本翻译上的本意隔离，以至很多词汇直到今天仍无译介断论。这种词义不达现象，在文本翻译中广泛存在，使得文化词成为翻译中最具挑战性的环节，这不仅考验着语言转换的精准度，更对跨文化认知的深度与广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文化词的界定，亦常被冠以文化负载词、文化内涵词等谓称，是语言系统中一类承载着社会文化的特殊语言符号，其不仅具备语言符号最基本的指称功能，用以明确界定某一事物、现象或概念的本质属性，更在深层语义层面浓缩，并投射出所代表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所积淀的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囊括了该民族独特的文化形式、价值导向、民俗传统、宗教信念、思维逻辑以及生活方式等多维文化要素。因此，文化词是文化形态在语言层面的具象化呈现，是文化身份与文化指向的实践载体。

文化词也是文化交流与互鉴的重要媒介，着重对文化词的同步性翻译，将有效促进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理解、尊重与包容，为构建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人类文化共同体提供坚实的语言基础。经典文学作品互译不仅是精准的语言转换，更是深度的文化转码。中俄经典文学作品蕴含着独特的语言艺术、民族典故、世俗风情与时代语境，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实现俄语与汉语的语义同步，更要突破语言所指范围，将作品背后的民族文化内核、文学审美与意义指向完整传递。

一方面，译者需恪守文学翻译的专业性，还原作品的语言韵律、文学笔法与艺术风格，保证译文的可读性与文学性；另一方面，要立足跨文化视角，化解中俄文化差异带来的解读分歧，对源文化意象、民族习惯进行适配性阐释，让经典文学跨越语言隔阂，真正走进文明共享、共创视野。

俄语作为具有词序特征的综合性语言，其语法关系主要通过词的词形变化来表示，比如名词的六个格的变化和动词的体、时态、式、时、人称等语法范畴。同时，俄语词汇还具有丰富性和多义性的特征，俄语中的常用转喻含义丰富且高度依赖语境，这一复杂的语法系统构成了俄罗斯文学汉译准确性的难点。

俄语翻译中的文化词因素涵盖诸多方面，包括名称概念、多义指向、语言习惯、精神蕴含，以及与目标语言没有直接对应词汇，都是译者必须着重关注的重点。例如“самовар”一词，在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出现，这个词指的是一种专门用于烧水泡茶的俄罗斯金属器皿，它不仅是日常用品，更是家庭团聚的象征²。如果直接翻译成“茶壶”或“热水壶”，就会失去其文化内涵，而音译又会让中国读者难 以理解其确切形状。 类似的例子还有“кулебяка ³(一种长条状的扁平糕点)”“сарафан⁴(一种俄罗斯传统长款无袖服装)”等，如果仅仅根据字面意思或直接音译来翻译“сарафан”，如“萨腊范”，只能传达“服装”与“字音”这一基本属性，而无法充分展现其潜在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

另外，由于这些词语在中文里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跨度性的翻译很容易误导读者。一些即使看似普通的词语，在特定语境中也能具有文化特异性，比如说“я не гриб⁵（字面意思是“我不是蘑菇”)”，这是一种俄式的幽默表达，实际上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不要到处费劲去找我，我又不是藏在草丛里需要被寻找的蘑菇”。在俄语文化中，采蘑菇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活动，而蘑菇通常需要在草丛或树林里仔细寻找。这些语言现象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俄语中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因此很难能在汉语中找到直接对应的词汇，若不加解释直接翻译，汉语读者很难领会其中的幽默感与完整性。

译者在翻译时，着重文化词的能指范围或外部事物的具体归因，来度量与拓宽源词的所指范围和指称状态，实现“以身度物”和“以物度人”的认知机制。如成语“как рыба в воде⁶(直译为“如或者作为鱼在水中”)”形容人在某一环境中适应自如，与汉语中的“如鱼得水”在语义和意象上高度对应^[4]。在翻译这类成语时，译者需要理解其背后的认知逻辑和文化语义，更准确地理解其实际背景和情感导向，再选择与之相对应的汉语文化词。

由此可见，中俄经典文学作品互译的最终目标，并非单一的文本传播，而是实现两国文学成果的互通共享，推动双边文明互鉴向纵深发展。通过系统化的文学互译，两国的经典文学成果才有机会得以跨越国界，成为两国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实现文学资源的互补与共享，才是语言学与翻译学领域探根述源之归宿。

3. 经典文学作品文化词的翻译策略

新时代背景下，中俄经典文学作品互译不再局限于文学领域的交流，更成为推动双边人文交流提质增效、实现文化成果共享的核心动力。经典文学的互译具备更深刻的文化共情，能够推动人文交流从表层互动转向深层次的精神与民族对话。近代以来，«战争与和平»⁷«安娜·卡列尼娜»⁸«复活»⁹等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汉译，成为中国读者了解俄罗斯文学的重要窗口；«红楼梦»¹⁰«西游记»¹¹«鲁迅全集»¹²等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俄译，也让俄罗斯民众深度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今天，中俄当代经典文学互译持续推进，进一步拓宽了双方在人文领域的交互与拓展，新的互译标准与导向不仅打破了跨文化、跨语言的限制，电子信息化的发展更让人文交流覆盖更多文学受众。

在俄语文学作品中，文化词广泛存在，这种表达的独特性彰显了地域文化的独属性。它们承载着自身的民族记忆和生活经验，这些词汇大致可分为文化负载词、精神观念词以及习语成语与谚语词等，由于其指称文化特有的事物或者概念，承载民族文化与历史积淀，显示了一个民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专属痕迹所表征的具体方式。这种生存式样所生成的事物概念，可能在其他文化形式与民族习惯中并无对应状态，因此，在翻译中面临的难度各不相同，翻译者应保障精准化用词、制定缜密的语言结构、体现表达逻辑的清晰性^[5]，由此来保证文本翻译的准确性。

随着网络交际与个媒展示普遍发展的今天，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与网络文本等，通常带有灵活性或浓厚的口语色彩，这一点在俄语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比如“спс¹³ ,лол¹⁴ ,норм¹⁵ ,хайп¹⁶”等口语化的多词拼接、情景对应与本意转化，是当代年轻人流行语的时尚。而文学性风格主要体现在散文和诗歌中，作者的写作风格和语言特征紧密交织、理性与情感交融，俄作者们经常会结合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营造出情节多变、情感丰富的氛围。在翻译这类作品时，译者必须精通俄文学中的语言特点，才能满足源语言的表达需求，并突出其文学内涵。

由于俄语言的多指向性与场景性特质，在翻译中应综合运用异化与归化策略，异化策略¹⁷翻译机制将有效展示源语言特征与文化指向，使读者更加准确理解作品的原本内容与蕴含；采用归化策略¹⁸将更加关注文本准确性与读者的接受性，此时，翻译者的目标语言能力将被展现，这种共情化的译文方式也会更加有效的传递源文内容。如翻译时概念范围过大或者指称含义不准确，可采用增译、减译、分译、合译及转换等翻译手段，再如无更加准确的对应翻译，使用直译方法虽使读者阅读困难，相对来说是更准确的接近源语言(如人名Лосев А.Ф.，直译为洛谢夫А.Ф.)的方式。

文学作品翻译中，所使用的异化和归化两种策略的选择与运用至关重要。译者需要对源文所处的语言文化所指、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等有深刻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翻译中既考虑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又能尽可能地保留源文的文化特色^[6]。如解释困难或者转译与直译歧义时，应加注或解释是对所指称文化信息的补充，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其内容。

俄语文化词的特有的语言概念、指称词、习俗俚语和物品名称等，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的差异，许多俄语词汇在汉语、甚至在其本土地方语言中，都没有直接对应的词语，导致译本词汇的空缺。以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¹⁹为例，比喻与象征的写作方式在诗歌中频繁使用，这就扩大了文本本身的意义指向，也即诗性范围的不断扩大。因此，在翻译时需要译者准确掌握普希金的语言风格、韵律节奏、诗意境界和其蕴含的哲学思想，更需要深入了解俄罗斯文化和汉语文化，进而通过精确的语句和恰当的诗意表达，再现奥涅金²⁰悲惨的命运和复杂的性格以及其中蕴含的深刻内涵。例如小说原文语句“Быть можно дель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²¹ и думать о красе ногтей.”²² 这句话对于刻画奥涅金的性格至关重要，作者将他描绘成一个既能干又虚荣的人。

在普希金时代，指甲的养护远非现代意义的健康保护，而对于奥涅金为代表的俄国贵族青年群体而言，这种修长、干净、洁白无暇的指甲就是身份和权贵的象征，而“краса ногтей(字面意思为‘指甲的美’)”直译过来或许显得平淡无奇，还容易与汉语理解相冲突。因此，需结合历史与源文化背景进行有效翻译，“指甲”在源文中象征着阶级和权贵，而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这方面的对应物，如果直译，可能会使读者感到莫名其妙。然而，尝试将其译为论«语中»的“君子正其衣冠”则运用借代手法,衣冠象征着仪表的归化处理，虽丢失了“指甲”这一具体意象,与原指文本也有相差，但传达了“注重外表”的核心含义，更符合中国读者的认知习惯，既避免了直译的误解，又传达了源文中关于贵族这种“优雅的虚荣”的微妙讽刺。

俄汉文学中的转喻现象在经典作品翻译中更加广泛，转喻是基于情景参项与释义要素上的焦点转移实现语义扩展的认知机制^[7]，这种机制使词语能够在各种语境中灵活表达不同的含义，从而丰富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例如我们在说“读托尔斯泰”其实指的是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战争与和平»中“和平”一词的翻译也存在转喻现象，因为在 1918 年俄语正字法改革前，“мир”存在两个拼写不同、词源各异的词:“миръ”²³和“мiръ”²⁴，汉语译为“战争与和平”，但丢失了“мiръ”作为“世界、社会”的转喻意义。

此外，加注与解释是文学翻译中补充源文信息的重要方法。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内容，译者会对源文进行注释或解释^[7]，注释和说明可以构建对源文化的情景性与同步性，准确的注释解释将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其文本的时代特征与文化通性。例如，在翻译涉及习俗节日或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时，译者会在译文中补增脚注与注释，必要时会辅助添加图片信息以佐证，并简要介绍相关数据与资料，以便读者能够把握源文语境中的含义。为了确保注释和说明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译者必须认真研究源文的语境和文化背景，并充分理解其历史意义与文化内涵。例如，在翻译“мир”表示“村社”含义时，许多译本会在首次出现时加注，说明这是俄国历史上特有的农民自治组织，有助于读者理解小说中农民角色的行为逻辑。

具体的翻译方式将会成就别样的目标文本，译者在对俄文学作品翻译时，必然涉及词性转换，对俄语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词性的变化与语序合译，根据需要调整源文中“主语”“谓语”“宾语”等的位置，以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更加符合汉语习惯^[7]，一般对俄语词在句中所处位置的改变，会影响汉语翻译的直接结果。俄语是典型的屈折语，词性不仅是一个抽象类别，还通过丰富的词尾变化强制性的体现出来，比如说名词有阳、阴和中性以及必须通过变格来表示所指成分、动词则需要变位进而表达人称和时态、形容词也要跟修饰的名词保持性、数、格的一致。在俄语中，词性是一种强制性的连锁反应，译者必须考虑词性来翻译每一个词句。这一点则与现代汉语相异，汉语是典型的规则表达语，现代汉语完全没有性、数、格、人称等的变化，它的兼容性更强。因此，汉语词类转换灵活，对语境依赖性强，很多时候词性都是由词序和虚词来确定的，这与俄语语法规定不同。

在俄汉翻译中要关注语法变化与更动，汉语与俄语语词同样具备多维指向，特别是关于多义词与意义词的使用，使文本具有多重内涵。而俄语在书面表达区别于口语化与日常文本化，多使用名词连用和动名词转化，比如汉语“禁止吸烟”在俄语中表示为“курение запрещено”²⁵，直译汉语意思是“吸烟被禁止”，被动语态的名词性表达是俄语书面语中常用手法。所以，这里把动词“吸烟(курить)”转成了动名词“курение”，直观上俄语副词与名词的连用，区别汉语表述中的动词与名词的并列，界定同义的不同语言形式，正是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与对源语言人文内涵的探查与展现。

这种转换在文学作品翻译中更为常见,译者通过调整词序直译内容，转化为目标语言的对应文本，是一种高效与准确的翻译手法。俄语文学作品通常使用长句和复杂句，给译者的准确翻译工作带来困难。由于俄语语法中“格”的使用，使得文本的语词，在语句中的具体位置更加自由，译者必要时调整源文的主、谓、宾顺序，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来适应目标语言表述与阅读习惯。受这些结构和表达方式的影响，可能需要使用汉语语法规则短语或句法结构进行增译、转译。对源文进行目标语言的转译，如翻译像“мир“这样的多义词时，对文本的综合理解更加重要，译者必须根据语境和上下文，在“和平”和“世界”之间做出选择，在某些段落中，甚至可以使用双关译法同时具备“和平、世界”多维汉译，又或者通过措辞暗示其双关含义，以尽可能贴近源文意义。

4. 中俄语经典文学作品翻译趋势

尽管中俄经典文学作品互译的趋势利好，但当前文学互译实践仍存在诸多限制，制约了跨文化交流效能与成果共享力度。一方面，译介重心过度偏向古典经典文学作品，俄罗斯文学汉译多集中于 19 世纪黄金时代的经典著作，对其他时期优秀文学作品，包括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力度不足，例如苏联时期的重要作品格拉特科夫²⁶的«士敏土»²⁷(又译«水泥»)虽曾被译介，但翻译时间滞后、版本反复修改，且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对原作存在误读和选择性翻译，使其部分脱离源文表意。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学俄译多聚焦经典哲学作品、古代诗词，对现当代红色经典文学、现实主义作品的译介较少，无法全面展现两国文学的多元风貌。双向互译力度不均，部分优质文学作品仅实现单向译介，缺乏对等的双向传播，导致文学成果共享存在偏差，难以满足跨文化交流的多元化需求。

翻译工作的任务正在进行，从事俄罗斯文学汉译的译者需要具备语言能力、文化知识、翻译技巧与实践经验等核心素养。语言能力是对从事俄罗斯文学汉译的译者的基本要求，如果译者不具备优秀的俄汉语语言能力，就无法在翻译过程中准确地表达出源文的含义^[6]。而经典文学翻译对译者的文学素养、语言功底要求极高，当前中俄经典文学互译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成为制约人文交流与共享的核心短板。部分译者缺乏深厚的文学积淀与跨文化认知，仅停留在表层语义翻译，忽视了经典文学的艺术风格、文化意象与精神内核，导致译文生硬晦涩、文学韵味尽失，甚至出现文化误读、语义偏差等问题。尤其是针对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俚语、典故隐喻、民族文化符号等，译者缺乏适配的翻译策略，译文难以贴合源文和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文化认知，降低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力与感染力，也影响了跨文化交流的精准性与成果共享的实效性。

语言与翻译能力对于各语种译者要求一致，经典文学作品翻译中如果译者不能精通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就无法准确地将源文的含义传达给读者，除了要具备极高的语言水平以外，还需要深入了解源文学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目标语言时代需求，译者需要精通不同的翻译技巧，并熟练运用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之中，这是保证有效译本的基础性要求。

所以，可以通过跨语种交际的现实需求与发展实际，来推广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推介，推动文化语义融入语言传播，应引导受众超越词汇和表达的浅层字面义，理解其背后的认知逻辑与文化语义，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其语用情境与情感倾向^[8]。同时，通过对比分析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上的异同，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文化差异，这种对比不仅能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记忆，也有助于了解不同民族在思维方式、文化习惯与历史导向的类同与差异。

5. 结语

在经典文学作品的译介与交流史中，我们感受经典文学作品翻译的魅力与挑战。可以说，完全同步有效的翻译或许是不存在的，但通过译者的努力，运用恰当的策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信息的流失，让读者感受到经典文学作品的独特韵味与文化的博大精深，使跨文化背景下的民族精神与思想碰撞成为现实。中俄经典文学作品互译承载着深化人文交流、推动成果共享、促进文明互鉴的时代使命，是新时代中俄关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文化支撑。其不仅是语言与文学的交流互鉴，更是两国民众心灵相通、价值共鸣的情感纽带，其中所彰显的时代意义，早已超越文学领域本身，成为奠定双边关系民意根基与凝聚跨文化合作共识的动力。

翻译质量是经典文学互译的生命线，需坚守“信、达、雅”的翻译准则，兼顾文学性、语言性、历史性、民族性、文化性与时代性。译者的语言能力、文化理解力和翻译实践经验，以及有效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准确传达源文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是其内核。今天，中俄在多领域合作频繁，两国中俄文学习者们激增，未来，文学翻译将更加注重语言的细节和文化的展示，更多专业高质量译者能够深入文本，挖掘其细微之处，建立中俄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体，使两国经典文学作品在彼此的语言中不断呈现出新的人文样态。

注释

1. 1Лотман Ю.М(洛特曼Ю.М)(1922-1993): 苏联和俄罗斯文学学者、文化学家、符号学家、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奠基人。 返回引用处
2. 2意义解释来自«库兹涅佐夫词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Кузнецова)。 返回引用处
3. 3同上。 返回引用处
4. 4同上。 返回引用处
5. 5“Я”译为“我”; “Не”译为“不、不是”，“Гриб”译为“蘑菇”。 返回引用处
6. 6“Воде”译为“水”,在这里因为前置词“В”的引导而变成了俄语第六格(前置词格),原形为“Вода”。 返回引用处
7. 7«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之一。 返回引用处
8. 8«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长篇小说，自 1875 年至 1877 年在杂志«俄罗斯通报»上连载，1878 年以图书形式在莫斯科出版。 返回引用处
9. 9«复活»(Воскресение)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长篇小说，在1895 年写成第一稿，1899 年定稿并于同年首次出版。 返回引用处
10. 10«红楼梦»(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最早翻译成俄语的是 1843 年，由柯万科翻译了«红楼梦»的第一回前半部分。1958 年，帕纳秀克出版了«红楼梦»的全译本，这是欧洲语言中第一个完整的«红楼梦»译本。 1995年，帕纳秀克和戈鲁别夫完成了«红楼梦»的修订重译本。 返回引用处
11. 11«西游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Запад)的俄文翻译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完成的。具体来说，1959 年由罗加乔夫与科洛科洛夫翻译的四卷本全译本出版，1982 年则由沃斯克列谢斯基改编的缩写本«猴王孙悟空»出版。 返回引用处
12. 12«鲁迅全集»(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Лу Синя)的翻译成俄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25 年，当时汉学家王希礼首次将«阿 Q 正传»翻译成俄语。此后，鲁迅的小说在 90 年内被全部翻译成俄语并多次出版发行。 返回引用处
13. 13指的是俄语“Спасибо”，意思是谢谢。 返回引用处
14. 14指的是俄语“Громко смеяться”，意思是大声笑。 返回引用处
15. 15指的是俄语“Нормально”意思是正常、还好。 返回引用处
16. 16源自英语“Hype”，特指炒作、热度。 返回引用处
17. 17采用零翻译、音译、逐词翻译、直译等方式。 返回引用处
18. 18采用意译、仿译、改译、创译等方式。 返回引用处
19. 19«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是俄国作家普希金创作的长篇诗体小说，写于 1823—1831 年，发表于 1831 年。 返回引用处
20. 20奥涅金(Онегин)，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主要人物。 返回引用处
21. 21因为前面的“Быть”(含义有:成为、做、是等), “Дель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务实的人)变成了第五格(工具格)，原形为“Дельный человек”, 可译为”做一个务实的人”。 返回引用处
22. 22因为前面的前置词“О”(关于)，“Красе”(美)变成了第六格(前置词格)，而“Ногтей”(指甲)是因为是“Красе”的后置定语，所以使用了复数第二格(所属格)，原形为“Краса ногтей”，可译为“指甲的美”。 返回引用处
23. 23可译为“和平”也有“世界”含义。 返回引用处
24. 24可译为“世界、社会”也有“和平”含义。 返回引用处
25. 25“Запрещено”(被禁止的)是完成体动词“Запретить”(禁止)的过去式被动形动词短尾中性形式，因为“Курение”(吸烟)为中性名词。 返回引用处
26. 26格拉特科夫(Гладков Ф.В. 1883—1958), 苏联作家。 返回引用处
27. 27«士敏土»或译为«水泥»(Цемент)是俄国作家格拉德科夫的小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也是苏联“工业小说”的早期代表作之一. 返回引用处

参考文献

[1] Маслова В. А.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 2001. С. 8.

[2] 宋建华.文化符号学视阈下的俄语成语文本解读[J]. 外文研究, 2021(2):19-24.

[3] 曹灵洁.俄汉政治话语转喻对比研究[D]. 黑龙江大学, 2024:75.

[4] 范晓梅.俄语准度量成语的语言文化学分析与教学实践路径[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 2025(11):174.

[5] 崔慧颖.俄语翻译中的语言风格与文化因素探究[J]. 黑河学院学报, 2025(7):120.

[6] 李莹莹.俄语语言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翻译策略研究[J]. 高等教育发展论坛暨思政研讨会论文集, 专辑哲学与人文科学(下册), 2024:79-80. 引用处：12

[7] 曹灵洁.俄汉政治话语转喻对比研究[D]. 黑龙江大学, 2025: 23.

[8] 范晓梅.俄语准度量成语的语言文化学分析与教学实践路径[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 2025(11):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