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振富著《传奇世界：张岱的交游与晚明审美生活》

近年来，日常生活史作为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受到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的影响，主张将文化符号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以“深描”“戏剧类比”等方法来进行个案研究和微观阐释；微观史研究认为“由一个人名不仅能够还原个人的生活轨迹及其内在的思想情感，更能够重建起围绕在这个人周围的社会关系网络”，“人际交往”成为微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经历了民族风俗志式描述、经济-社会史研究、新经济-社会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及多学科交叉融合四个阶段，其中经济-社会史范式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旨在揭示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的心态、动机等长时段的、结构性的东西，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整体把握特定历史时段的生活风貌，但它的问题在于，该分析框架的理论预设总是指向宏观层面的总体阐释而忽视了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人的历史能动性，因此，新文化史范式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开始关注“边缘人物”的个体经验，关注特定历史时期具体的“人”的生活感受。可见，国内外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均强调从微观视角切入研究个体鲜活的生命经验和社会关系网络，探讨个体的思想情感、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以此窥见某一时代的生活风貌和美学。

日常生活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和宗教信仰等行为活动。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明代生活史研究有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变化的趋势。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指人们的物质文化，亦即人与物的互动、主体对客体的创造、消费与闲赏。“人际交往”指人们的社会生活，亦即人与人的互动、主体与主体之间经营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展开的文化活动。“宗教信仰”指人们的宗教生活和理想信念，是人与自我互动而产生的精神需求，从阶层的角度讲，它包括知识分子对于儒释道思想的接受以及民众对于民间信仰的实践。一个具体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也许都将涉及以上三类内容，但其主题和侧重之点必然凸显其中一类，而不是全部。物质文化作为日常生活史重要的研究范畴，同样是美学家关注的对象，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基础正在于“物的崛起”造成的盛大的物质奇观。文人的日常生活充盈着精美之物品，生活方式日渐奢靡，追求时尚，在“观物”“造物”“用物”和“体物”诸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一方面肯定物欲人心的自然性质，另一方面又对物欲感到焦虑，寻求防止被“物化”的策略，对晚明文人而言，过一种闲情适意的清福生活可能才是最佳的选择。

然而，人与物的互动只是晚明文人寻求生活之意义的重要维度之一，华丽的服饰、精究的美食、豪侈的屋舍等物质文化并不能成为晚明文人唯一的价值追求。不可否认，对“长物”的经营是晚明文人普遍认可和实践的“生活美学”，但这种“生活美学”的实践往往于群体中展开，亦即在文人的交游关系中完成此种审美的艺术活动。那些产生自文人文化的艺术品亦由此得以解释。英国学者柯律格在《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中阐明了这一认识，指出作为脉络及背景的社交网络对于解释艺术品的重要性。实际上，那些华丽奢侈的新兴之物不仅充当了文人交游的媒介，而且构筑了一种审美化的交游空间，使富有闲情雅致的文人能够暂时抛却世俗的纷扰，以之为精神的休憩地，政治的避难所。在这里，文人得以践行“闲隐”的文化心态，得以开展燕集唱酬等外化的行为活动，进而创造灿烂多彩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文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尤其艺术交游活动是文人追寻生活之意义的另一重要维度。

本书通过对明末清初绍兴文人张岱（1597-？）的个案研究，旨在从人际交往的角度考察其日常生活的美学实践。张岱一生颇为传奇，鼎革之前，他衣食无忧，交友无数，过着一种我们今天称之为品味高雅的生活，他的许多诗词作品和美学思想无不是在交游过程中产生并不断走向成熟的。他生活的年代恰是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时代，政治的黑暗和科举仕途的无望，已经过早地消弭了张岱对入仕的热情，使他不得不另辟一种生活模式，寻求文化上的创造；商品经济的勃兴、城市文化的繁荣又为文人交游提供了新的消费娱乐场所，使他们在结社、讲学、宴饮、品茶、游园等交游形式中，空前活跃。鼎革之后，一部分包括张岱在内的晚明文人几乎绝迹城市，不再交游；朝代的更替使张岱不得不反思、回忆其梦幻般的前半生，以诗人之笔记录往昔的交游故事，只为传示所遇之奇人、奇物、奇事、奇境。在人际交往的日常生活模式中，张岱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晚明文人。他的交游策略、艺术活动和审美理想是我们窥探明清美学的最佳窗口。

本书涉及晚明文人诸多生活与美学问题:当一种超越了生计的闲情生活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性需求时，晚明文人如何通过艺术交游的方式去经营自己的美学世界？随着商品经济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频繁互动，“文人”概念在重“情”思想观念下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是否能够用“文人”概念的外延内涵来解释晚明文人交游活动中士商相混、狎妓冶游现象？晚明文人在交游活动中形成怎样的学术风气和艺术氛围，以及形成怎样的审美趣味？明清鼎革后，政治环境的变化对文人交游活动产生何种影响？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本书采取了日常生活史研究常用的深描法，努力回归历史现场，在历史语境中探讨相关问题；除此之外，本书还借鉴了全球史、物质文化、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

本书虽是一项以张岱为个案的研究，但它的目的在于为明清日常生活史研究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案例，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对新文化史的研究而言，本书细致描述了晚明文人的生活状况，以张岱的艺术交往为核心探讨了张岱与晚明“文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晚明的政治生活情景中，张岱屡试不第，终将才情和精力转向闲情生活的开采、文化功能的发扬。因此，尽管张岱未曾入仕为官，却持有大量的文化资本，是绍兴地区文人文化的创造者之一，也成为众多官员和名士都争相结交的对象。

对社会文化史而言，本书所论述的交游对象涵盖各个阶层，其中明代“文人”概念的演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在中国历史上，文人阶层是精英文化的创造者，是审美趣味的仲裁者，是社会时尚的引领者。当晚明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之际，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雅与俗的界限变得模糊，文人交游不再局限于文人阶层内部，“文人”这一称谓也不再独属于文人阶层所有，因而导致文人交游对象的扩大以及交游空间的雅俗二元性。

对学术思想史而言，本书在论述张岱的文人交游和艺术活动时，对 17 世纪绍兴学术圈的成员及其学术活动的论述颇为周详，同时阐明张岱与绍兴之外的杭州、苏州等地区文人学者的交游活动，这对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或有裨益。

对明清美学史而言，本书集中探讨张岱的艺术交游活动及其美学话语，认为“奇”是张岱交游叙事努力达到的审美理想。在晚明这个中国史上文化最繁华的时期，张岱的生活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就在于，他一方面充分享受物质文化发展带来的精致化生活，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开展频繁的交往活动，尤其在艺术交游中经营一种有别于世俗谋生的闲情生活，一种以“奇”为其底色的生活模式。史景迁曾表示“目前大部分归结出来的晚明日常生活，于他（张岱）定皆平淡无奇”，可见张岱对于“奇”的审美追求。在李渔、郑板桥、袁枚等文人身上，我们看到与张岱类似的气质，将他们归为一类固是明智之举，但也不妨猜测张岱的美学思想与生活模式对清初部分士子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影响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毕竟这位文体大师生前已得到众多一流文士的嘉许。

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开始与世界紧密联系的时期。16世纪的明代社会出现重大变迁，即与中外交流的频繁息息相关:中国商品大量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成熟，出现了以王阳明、李贽为代表的启蒙思潮运动，强调人的内在真实自我，肯定人的正常心理欲求。这股思潮运动催生了一批张扬个性、追求生活韵味的晚明文人，他们大都经历了风雨飘摇的 17 世纪，在明朝倾覆前夕物质文化极大发展的城市中，将生活与艺术结合得炉火纯青。无论是出身高雅文化的上层精英，还是出身通俗文化的下层民众，他们无不冲破各自藩篱而频繁互动。对张岱而言，如何从政治功能向文化功能转换，从物质生活向艺术生活进阶，从日常空间向传奇境界升华，是其艺术交游活动隐含的三个逻辑问题。

本书以张岱的交游活动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张岱的交游审美问题。在方法上，本书希望将该问题置于日常生活史研究和艺术美学研究的脉络中来讨论。过往研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基本只注目于客观的“物”，思考人类日益发展的物质文化对日常生活构成的革命性影响。由“物”带来的美学研究首先追问艺术作为物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在物质文化研究者眼里，艺术总是以客观物质媒介的形式存在，如西方文化中强调的绘画、雕塑、摄影等视觉艺术，而物质之所以成为艺术（being art），在于它是艺术家通过某种技艺制造出来的。根据这一思维，生活美学的内容便是人们对艺术品或奢侈品（如文震亨所言“长物”）的经营，因为艺术品在某种程度上俨然脱离了世俗的功利目的，而只是艺术家表达审美或情感的媒介，此时，艺术家亦可称为生活美学家。但是，如若换一种思路，即从关系论而不是本质论的角度去审查艺术的定义，或许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关系论中，艺术不只是一件物品，艺术还可被视为一种审美活动、生活方式、理想境界，如中国儒家文化中追求的君子人格及其人生艺术，人生艺术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儒家修养中的人生悖论，即克服“仁”与“礼”、“质”与“文”的美学悖论。君子将人生打造为艺术作品，犹如艺术家将某件物品雕琢为艺术一样，但“人生”毕竟不是实体的“物”，而艺术化的人生毋宁说是鲜活个体通过艺术审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生活方式或理想境界。

对晚明士子张岱而言，其人生同样面临儒家文化所规定的美学悖论，需要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提高精神修养，从而达于君子人格的境界，使人生艺术化。本书在处理“艺术”这一概念时，首先遵从传统的艺术观念，将艺术视为琴、棋、书、画等具有审美意义的物品，这些物品构成了张岱闲情生活的基础；同时进一步认为艺术包括张岱以艺术活动为内容的交游过程，在此过程中，张岱及其交游对象表达了超脱世俗功利价值的审美趣味，这是开辟和经营闲情生活不可或缺的步骤。为了达到儒家文化规定的君子人格境界，晚明士人一方面可以积极进取，通过科举入仕、实现政治功能的方式超凡入圣；另一方面也可以消极退隐或转换价值追求，通过艺术交游的方式创造文化、诗意生活。显然，在晚明时期政治黑暗、士人壅塞、科举无望的大环境下，大部分士子选择了后者，而晚明城市文化的发展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使他们暂时搁浅消极避世的态度，转而积极开辟一种闲情雅致的诗意生活和美学世界。当然，在很多时候，这两种看似冲突的价值在晚明文人身上是可以共存的。

那么，张岱是如何通过交游的方式经营其诗意生活和美学世界的？对于这个问题，本书主要从辟“闲”、造“艺”、营“境”、传“奇”四个方面来探讨。张岱出身于世代簪缨之家，“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自然不必为日常生活所需而奔波，可以将时间精力投射在传统典籍的研读上，属于典型的有“闲”阶层。当他绝意仕途，从世俗的功名价值中逃逸出来后，文学艺术等审美领域成为张岱新的生命活动场域，也就是试图经营一种艺术化的闲情生活，而艺术交游活动无疑是此闲情生活的主要内容。张岱拥有广泛的兴趣爱好，除了在《自为墓志铭》中陈述的爱好各种繁华的美“物”外，他还十分爱好交游，热衷于交游，生平结纳了许多痴人艺士、道德君子、同道知己，举凡高官、平民、缁衲、高人、艺人、竹工、陶工、锡匠、铜匠、妓女、商贾、僧人，无所不交，却又不是滥交，而是有其交游标准和选择的。广泛的交游对象使张岱的交游空间呈现出“雅”与“俗”两种不同的特征。张岱的交游活动之所以值得研究，恰恰是因为其交游活动使张岱留下了大量诗文材料，借由诗文叙事，张岱重新构建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它体现在张岱以其不俗的感官能力和审美趣味营构出一个“传奇世界”。由此，张岱的交游策略、交游对象与活动、交游空间和交游叙事构成本书的核心内容。

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张岱对闲情生活的开辟与经营。毫无疑问，自小聪颖的张岱很早就立下了功名之志，奈何他屡试不第，于是科考的热情骤减，为了避免在迂腐的时艺中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张岱果断地转向另一种价值的追求:以史立言。治史的兴趣在其放弃科考仕途之后变得更加强烈，可以说，伴随张岱一生的修史工作，是他找到其人生意义和目标的所在，也是他身为一个“士”的文化责任，影响到张岱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张岱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带着这种文化责任去品赏与交游，留下了丰富的诗文材料。本章对张岱闲情生活展开了详细讨论，指出张岱在面临“仕”与“隐”两种社会价值的选择时，如何搁置“仕”（功名富贵）这一世俗的价值追求，而开始挖掘“隐”这一具有审美意义的生命活动场域。在以隐为重心的闲情生活中，张岱进一步以其敏锐的感官能力和高雅的文人趣味，构建出一套超越世俗的生活模式，其中对物的品赏成为闲情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除此之外，城市园林的兴盛为张岱的艺术交游活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空间，在此他可以充分开展闲情生活的诗意内容，可以细致经营闲情生活的美学世界。于是，第一个问题是，张岱如何开展交游活动才有助益其闲情生活的经营？换句话说，张岱有哪些交游策略，他秉持什么样的交游理念，选择什么样的交游对象？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本章选择从张岱的哲学观念出发，探讨其以“情”为本体的交游理念，以及以“气”为标准的交游选择。

第二章讨论了张岱的文人交游与艺术活动。本章首先对“文人”概念的演变作了详细梳理，指出“文人”概念内涵在晚明社会语境中发生了扩张，此时“文人”所指已溢出文人阶层的范畴，而扩大至其他阶层人群、不同职业人士，原因是明代教育的发展使得人们的识字率和文化修养大大提升，能诗善文而达于情者，皆可称为“文人”。在晚明社会，除了传统的立德型文人、立功型文人、立言型文人三种理想文人形象外，此时期又新出现了理想的立“情”型文人形象，这四种理想文人形象无疑都在张岱心中起了作用。在交游过程中，张岱与那些文人开展了丰富的艺术审美活动，但张岱的造“艺”观却颇为矛盾:一方面，张岱受传统儒家“文以载道”观念的影响，不太瞧得起笔墨技巧，那些传情自娱的诗词文章在张岱心中可能均为雕虫小技；另一方面，张岱却又十分爱好文学艺术，甚至公开声称有些匠人的技艺已进乎道列。这一矛盾心态集中体现了张岱对宋明理学与心学的接受。在造“艺”观念的指导下，张岱的造“艺”行为呈现出“文、艺一体”的特点，也就是说，艺术活动与诗文叙事共同构成了张岱造“艺”行为的意义，共时性的交游活动最终变成了历时性的故事而流传。此外，根据文人概念即交游对象的不同，张岱的艺术活动也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性:与纯粹文人交游时，主要以雅集与结社为主；与广义文人交游时，就涉及戏曲、茶饮等更加通俗的艺术形式。当然，这只是一般性的划分。实际上，在晚明文人的雅集与结社活动中，往往也能看到其他阶层人士的参与，而在与广义文人交游时，同样少不了纯粹文人的在场，于是那些本来属于大众的通俗艺术形式，经过文人的参与与改造，往往也沾染上文人的高雅色彩。

第三章讨论的是张岱的艺术交游空间问题:张岱在哪些场所开展艺术交游活动？这些地理场所与文化空间体现了张岱怎样的审美趣味？张岱对空间的感知如何？空间的营造对交游活动的意义在哪里？一般而言，人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内完成生命的体验和意义的创造的。本章对上述问题做了详细探讨，首先将张岱的交游空间划分为园亭斋室、楼船画舫和市井坊厢三个部分，前者可视为“雅”的空间，后者可视为“俗”的空间，而楼船画舫则包含由雅入俗的趋势。从空间的私密性角度而言，园亭斋室、楼船画舫是私密性较强的空间，市井坊厢则属于公共空间。以时位关系言之，张岱在这些空间结构中与人交游，始终以核心人物而不是边缘人物的地位创造着独特的空间美学。作为文人的隐逸之境，园亭斋室为张岱提供了一个可居可游的场所，不仅如此，明亡之后，沦为遗民的他披发入山，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种失去家园的生命体验使张岱将现实生活中的园亭斋室梦想化，瑯嬛福地即是诗人构想出来的没有史事纷争的理想境地。

第四章讨论张岱交游叙事的美学风格。无论是《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还是张岱的其他诗文作品，这些文字叙事绝大部分都与其交游息息相关，是对其艺术交游活动的故事讲述、情感回忆和美学表达。本书认为，张岱的交游行为为其积累了必要的日常体验和审美经验，交游本身构成一种“艺术”，在交游叙事中被诗人建构成理想化的“传奇世界”。因此，本章首先对“奇”这一晚明文人崇尚的审美理想进行梳理与辨析，指出张岱的“奇情”审美与交游叙事的目的。其次，结合张岱的哲学观念和交游实践，详细探讨张岱个人的经验与思想，提出张岱美学观念的层次性:以“空灵”为心性追求；“深情”为审美思想；“淡雅”为审美品味。这是张岱主体心灵结构的三个层次。空灵的心性追求使张岱面对外在的人、物、事时洒脱不羁、超然度外。深情的审美思想使张岱重视人物的鲜活特征和事物的冰雪之气。淡雅的审美品味使张岱回归贵族趣味的本色，以古为雅，以远为淡，与民间趣味刻意保持着一定距离。张岱的美学观念决定了交游叙事的风格，如何在叙事中达到传“奇”效果？张岱的艺术交游呈现为三种叙事特征:描摹人物性情，是为传“奇人”；区隔审美趣味，是为传“奇事”；渲染交游空间，是为传“奇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