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 文化学是世界性的学科，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是世界历史性的文化学，文化即建构，文化是人化的过程和结果以及方式和意义。蒙古国至今将文化学设为独立本硕博学科，对全球文化学学科发展发挥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实践的文化历史观。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前提是文化、实践、人“三位一体”本然关系。全球文化是一种建构性的文化，文化学研究需要一种实践的文化学范式——文化学研究的现代性理论范式，确立一种“建构性”的文化学话语体系。
关键词：文化；文化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文化的建构论；“建构性”的文化学
1. 引言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中，文化在当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问题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意义。反映在对人和人类发展的关注，对文化多样性的关注。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一个国家的重大战略。而文化学（Culturology）作为一门学科，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学界、教育界的重视，学科建设也在逐步发展。
2. 文化的概念
2.1. 文化的词源学意涵
在中国，“文”同“纹”，“化”即“化生”。西周（前1046—前 771）《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的作用是“化成天下”，其境界是“文明以止”。
第一次把文化连用是自西汉(公元前 202 年—公元8 年)开始的。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西晋束晳(261 年—300 年)《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化是文治修远，人伦教化。
西方“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Cultura，本义是耕耘，引申义为耕种、居住、练习、注意和敬神。17 世纪，德国法学家 S.普芬多夫首次提出“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即文化是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与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
“文化”一词在词源学上意味着耕耘、操作，中外“文化”意涵相近，且都带有明显的动词词性，寓意了文化与人的活动的内在联系。
2.2. 文化的定义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对文化的界定有所不同。社会学将“文化”看作人们行为方式和社会规范的总和。考古学把“文化”一词用于以往各个社会的一系列历史遗存，如“仰韶文化”、“半坡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玛雅文化”。还有一些从不同视角对文化的界定，如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楚文化）、宗教文化（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
学界普遍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辞海》中，广义上的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的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198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城召开了有126 个国家参加的世界文化政策会议，会上一致通过的《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对文化的含义作出如下界定:“从最广泛的意义讲，文化现在可以看成是由一个社会或社会集团的精神、物质、理性和感情等方面显著特点所构成的综合性整体。它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也包括生活方式，人类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1]并在 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重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起草“1988—1997 世界文化发展十年”的基本文件时，采用了一个包容更宽的文化概念:“在不否认表现在艺术和智力活动中的创造性的重要性的同时，他们认为拓宽对文化的认识是重要的，要把行为模式，个人对他或她自身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对外部世界的看法都包括进来。从这一视角出发，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活可以看成是它通过它的生活和存在方式，通过它的感觉和自我感觉，它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和信仰的自我表现。”[2]
在中外学者对文化概念的探讨中，对文化的定义有一些代表性的表述。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3]这是第一次对文化作整体性的定义，并成为经典定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1935）一书中认为:“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4]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1936）中指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含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我们亦将见，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的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一切对于人类活动、人类集团及人类思想和信仰的个别专门研究，必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相衔接，而且得到相互的助益。”[5]他还在《科学的文化理论》（1944）中对“什么是文化”进行阐释，认为:“它显然是一个有机整体（integral whole），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6]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文化的三分结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可以说是较为科学的定义。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1949）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以使用符号为基础的现象体系。它包括行动（行为规范）、客体（工具，由工具制造的事物）、观念（信仰和知识）以及情感（心态和价值）等。”“社会文化系统是一个概念、工具、习俗、信仰等等相互作用，彼此联结的庞大网络。”[7]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鲁克洪在 1951 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回顾》中提出:“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有特色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的各种具体形式；文化基本的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8]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认为:“文化是意义结构，依据它人类解释他们的经验并指导他们的行为”，“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重所指的，也不是含糊不清的:它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 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在试图从人类学方面实施这样一种整合工作，从而得到一个更精确的人的形象的努力中，我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个是，最好不要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具体行为模式——习俗、惯例、传统、习惯— —的复合体，直到现在大体上都是这样看待文化的，而要看成是一个总管行为的控制机制——计划、处方、规则、指令（计算机工程师将棋称为‘程序’）。第二个观点是，人明显地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极度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9]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认为:“文化发展上的进步对应着信息、知识和社会学识的大量增生，也对应着组织规则和行为模式的大量增生，而这意味着社会文化特有的程序化过程的发展。”“它构成了一个‘记录器’、组织性的资本、信息的源泉，适于滋养大脑智能，给启发性的活动策略指示方向，给社会行为编制程序。”[10]德国学者西格弗里德·J.施密特认为:“文化的特征在于，文化可以同时被视为判断和前提、程序和运用、规则和改变。” [11]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文化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存在于个体之外，而又对个人施加着强大的强制力量。”[12]认为“文化作为种指示系统产生出集体表征（比如图腾），个体由此获得与社会整体的认同感。集体表征是社会赖以实现整合的一种方式。”[13]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在《我们身处的世界:波普诺社会学》一书中说:“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从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讲，文化是代代相传的人们的整体的生活方式。”[14]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在《文化概念》一书中说:“文化，就是对人进行智力、美学和道德方面的培养”[15]。苏联学者马尔卡良把文化定义为“人们特有的活动方式。”[16]英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文化就是将知识和旨趣融为一体的一种人类实践的方式。”[17]澳大利亚学者刘易斯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由特定的社会群体创造的想象和意义的集合。这些意义可能是一致的、分离的、重叠的、争论的、连续的或者间断的。特定的社会群体可能围绕很宽泛的各阶层人群、活动和目的而组成。传播是核心的力量，将社会群体与文化结合起来，在当代文化中，这些传播的过程是由各种形式的全球联网媒介支配的。”[18]
中国人对文化的定义也有一些代表性的表述。孙中山指出:“简单地说，文化是人类为了适应生存要求，和生活需要所产生的一切生活方式的综合和他的表现。”[19]梁启超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易言之，凡人类心灵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做文化。”[20]胡适认为:“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 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21]梁漱溟也有近似的认识:“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那么，我们观察这个问题，如果将生活看透，对于生活的样法即文化，自然可以有分晓了。但是在这里还要有一句声明:文化与文明有别。所谓文明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成绩品——譬如中国所制造的器皿和中国的政治制度等都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22]钱穆认为:“文化是指的‘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23]张岱年认为:“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24]庞朴认为:“所谓文化，按照我的理解，最好把它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看。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人又是文化创造的，要想了解文化，跟对人的本质的了解是完全密切相关的。所以我想把文化这样来定义: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就是说它是人的本质的展开的表现和人的本质的形成的原因。具体说，人通过劳动使自己主体的意识客体化为一些对象，也是通过劳动使客观的物质符合自己的主观要求。这样，创造出一些东西来，创造出一些方式来，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样创造过程中，也就把人自己塑造成一个文化的人。所以，我想如果这样来理解文化的话，那末文化既是一个一元的，向前发展的；同时在不同条件下，不同民族的人所形成的文化又是各自具有自己特点的一些不同类型。”[25]黄楠森、龚书铎、陈先达认为:“文化是属于社会结构的概念。它是由特定的符号（语言和其他象征）传达的，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社会生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26]刘同舫认为:“广义文化，其本质含义是自然的人化、社会和人的存在方式三者的合一”[27]。
“文化”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影响、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是一定社会主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生活的一种自觉认识和向往，它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马克思指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 —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28]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9]。“马克思将无产阶级文化看作生产力的一种，认为其在凝聚智慧力量、指导生产实践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促进无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驱动力。”[30]毛泽东把革命文化视为“革命的有力武器”，并在对文化的界定中特别注明“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前提下，文化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中心，“文化成为社会体系包括政治体系的基本建构力量，它赋予了政治体系以意义。”[31]苏联著名哲学家凯勒主编的《文化的哲学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尝试》中说:“社会主义文化是整个人类文化历史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要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就应当自觉地投身于改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过程，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关系、真正集体主义的交往形式的积极建设者，成为一个确立共产主义行为道德规范的榜样。”“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极其精确地表现在列宁的‘无产阶级文化=共产主义’的简短结论中。”[32]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政治学的主题包括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权力等，马克思主义是文化政治学，这里所说的“文化”概念，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958 年出版）书中所说的:“‘文化’原来意指心灵状态或习惯，或者意指知识与道德活动的群体，现在变成也指整个生活方式。”“既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现实的所有因素彼此依存，既然在分析中强调运动及其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合乎逻辑地在‘整个生活方式’——一种总体的社会过程——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33]。生活方式包含着生产方式，并以生产方式为基础。
从以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定义可以看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含义的界定，以及中外学者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等不同视角对文化作出的定义，有大体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侧重，内容基本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人类进行创造的过程和一切创造成果；二是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和发展方式、活动方式、实践方式以及控制机制（程序）。这代表了两种文化概念，第一种是总体性的文化概念，即文化就是人化，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第二种是唯物史观的文化概念即实践—生存论的文化概念，把文化视为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实践方式，体现人化与化人相统一的文化根本属性。在此，笔者将这两种文化概念加以概括，从而形成第三种定义:文化是人化的过程和结果以及方式和意义。这第三种定义是一种辩证统一的较为全面的定义。对这种定义，国内外已有一些类似的表述。在辞书中， 原联邦德国的 《迈尔大百科全书》（1978）说:“文化指人类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依据他们的能力在同周围环境斗争中以及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创造的成果（语言、宗教〔神学〕、伦理、公共机构、国家、政治、法律、手工业、技术、艺术、哲学和科学），亦指不同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定文化范畴内个人和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创造和再生产的过程。”[34]《牛津英语辞典》解释:“文化:在基督教作家的用法中，既指耕种、照料，亦指礼拜仪式；还指耕种土地的行为或劳作；耕作，务农；养殖或者饲养某种动物（例如养鱼）；人工培育微生物，或用这种方法培育出来的微生物；思想、能力、礼节的陶冶或形成，通过教育或训练来改进或完善；被训练或升华的状态；文明的理智层面，对任何物体或职业的投入或特别关注。”[35]在这个解释中，文化既指一种过程，同时也表示一种结果。中外学者在论著中对此意涵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并有所表述。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36]美国人类学家林顿在其著作《文化人类学入门》 （ 1936 ） 和 《人格的文化背景》（1945）中都对文化下定义指出:“一种文化是习得行为与行为之结果的综合结构，这种习得行为的组成要素被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所分有和传递。”[37]苏联学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开始对文化的定义中试图把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统一起来，麦茹耶夫、巴勒尔和兹洛宾等指出:“文化不仅是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是创造、分配和消费这些财富过程本身。”（《文化和文明》，原载《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的迫切问题》一书，莫斯科 1980 年版）[38]弗·让·凯勒主编《文化的哲学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尝试》一书中认为:“文化可以定义为有社会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在成果和过程辩证的相互联系中发生，其成果通过价值、规范、传统、符号和象征系统等等被对象化，其过程以人对已有的过去创造成果的掌握（非对象化），即把人类历史经验的财富变成个人内在的财富为前提，而这些个人在自己用来改造现实和改造本身的社会活动中又重新体现出这种财富的内容。”“因此，文化不是状态，而是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对象化— —非对象化——对象化……’，这个公式就其实质说，没有终极的环节。”[39]谢班斯基称:“文化是人类活动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价值以及受到承认的行为方式……”[40]。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认为:“文化的定义有三种一般的分类。第一种是‘理想的’，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人类根据某些绝对的或普通的价值而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第二种是‘文献的’，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就是思想性作品和想象性作品的实体，其中，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以各种方式被详细地记载下来。……最后，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的’定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现了不仅包含在艺术和学识中而且也包含在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41]美国学者杰弗瑞·亚历山大的“社会的文化逻辑”学说“不是将文化单纯地看作一种外部结构，而是看作一种相对自主的信念和人类实践的过程。”[42]日本哲学家岩崎允胤认为:“文化是人作为主体作用于客体，将自己对象化于客体，从而将现实作为我的东西来占有的这种活动，同时也是活动的成果；而且，是包含着这种活动和成果的过程。”[43]中国学者对此意涵也有相关论述。比如，许苏民认为:“必须从过程与结果（产物）、结构与功能、价值系统与行为模式诸对范畴的相互联系上来界说文化的定义。”[44]郑广永从动态角度和静态角度看文化，认为:“文化不仅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活动，是活动过程与活动结果的统一体”[45]。霍桂桓从“社会个体生成论”所坚持的“文化观”对文化定义为:“所谓文化，就是作为社会个体而存在的现实主体，在其具体进行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其基本物质性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和享受更加高级、更加完满的自由，而以其作为感性符号而存在的‘文’来‘化’‘物’的过程和结果。”“一言以蔽之，‘文化’就是人‘以其文’‘化’‘物’的动态过程和结果。”[46]徐宗华认为:“文化即社会实践史中实现的“人化”与“化人”的唯物而辩证的、积极统一的过程和成果”[47]。胡海波认为:“真正的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人文化生成的全部活动及其产物。”[48]
笔者在《文化现代性建构论》（六卷本）中对文化概念也提出了新的认识:“从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建构关系和人的世界存在的对象性视野来界说文化概念，可以说:‘文化即建构’。”“文化是人类的活动和人类彼此创造的过程和结果。”[49]这是侧重于文化的动态生成性、把文化的名词意义和动词意义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建构论的文化概念，是上述第一、二、三种概念的综合。这个概念从总体性、过程性、建构性、超越性上综合地界说文化的定义，是笔者提出的文化的建构论的重要内容，文化的建构论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研究中文化的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等学派侧重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是不同的。文化即建构，就是指人通过实践对自然和自身的动态生成过程——人化和化人，这里的“建构”包括过程和结果、方式和意义。文化的建构论是把人、文化与世界理解为一种实践的、建构的、生成的存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过程就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因此，人的存在是历史性的，历史是建构性的，是人、文化与世界的相互建构过程。
3. 文化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建设
文化学和人类学、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三大基础学科。文化学是从整体上研究文化的一门综合性的基础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居于最高地位。“文化学是一门全面研究文化的表现形式、本质及其各种历史形态和现代功能、原则的理论学科，包括文化理论、文化史（历史文化学）和应用文化学等三个部分。”[50]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紧密相连，与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艺术学、文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关系密切，在文化学研究中会涉及到这些学科的知识，但文化学不具体研究这些学科，而是从总体上揭示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与成果及其内在规律。文化学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如进化学派、传播学派、社会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心理学派、新进化学派、生态学派、结构学派、符号学派、象征学派、解释学派、认识学派、现象学派、未来学派等。
文化学与文化研究、文化科学相比较，不仅名称不同，内容也不同。文化研究与文化学:文化研究包括文化学、文化史学、比较文化学等。文化研究属于研究领域，文化学属于学科领域。文化科学与文化学: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文化学是一门学科。文化哲学与文化学:作为一种哲学解释范式，文化哲学是对文化、实践、人的解放等人与文化问题的哲学研究。
文化学的发展是一个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而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1725 年，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出版，开创了近现代学术意义的文化研究。1838 年，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在《动力与生产法规》中使用“文化科学”一词，主张全面研究文化，试图建立一门“确定或认识人类与民族的教化的改善上所依赖的”法则的文化学。德国学者 C.E.克莱姆的《人类普通文化史》（10 卷本，1843—1852 年出版）、《普通文化学》（两卷本，1854—1855 年出版）均使用了“文化学”一词。19 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学者泰勒在《原始文化》第一章用“The Science Of Culture”（文化科学）作为标题。泰勒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学之父”。《原始文化》可谓文化学的创始之作。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1876—1960）最先从事现代文化学理论研究。认为应建立一门独立的科学——文化学。1909 年，德国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斯瓦尔德（1853— 1932）在《文化学之能学的基础》中倡导在社会学之外另建文化学。他正式提出“文化学”的概念。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1900—1975）1939 年提出用“Culturology”（文化学） 来取代“science of cultuer”（文化科学）。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从文化人类学中分化出文化学。以 1949 年出版的《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的研究》、1959 年出版的《文化的进化》为标志，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学初步形成。怀特被誉为“文化学之父”。
我国提出“文化学”一词以李大钊为最早。1924 年在《史学要论·历史学的系统》一书中使用“文化学”一词。1926 年，张申府在《文明或文化》一文中使用了“文化学”一词。20 世纪 30—40 年代，我国学者对文化学进行研究的有黄文山 （ 《文化学体系》）、陈序经（《文化学概观》）、阎焕文（《文化学》）、朱谦之（《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孙本文（《社会的文化基础》）、费孝通（翻译了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等。1982 年，钱学森发表《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一文，呼吁建立文化学。
尽管中外学者一直在建议设立文化学，但在国际上只有蒙古国和俄系独联体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中亚五国、部分东欧国家将文化学设为独立本硕博一级学科，学科源头为苏联 20 世纪60—80 年代官方人文建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西欧、日韩、中国的同领域专业，统一使用文化研究命名，多为二级交叉方向，挂靠文学、传媒、社会学、人类学，学科源头为英国伯明翰学派。1989 年苏联将文化学确立为高等教育独立学科，俄罗斯 1996 年将文化学列入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俄罗斯 2000 年后将文化学独立学科调整为文化理论与历史和博物馆学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这两个专业方向），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高等经济大学、莫斯科国立文化艺术大学、圣彼得堡国立文化艺术大学等高校设立文化学本硕博学科专业。蒙古国 2000 年后在蒙古国立文化艺术大学、蒙古国立大学设立文化学独立本科专业，2010 年后，在蒙古国研究大学、蒙古国立大学、蒙古国立文化艺术大学设立文化学硕士独立学科点，蒙古国研究大学作为核心授权单位设立文化学博士独立学科点（是蒙古国唯一稳定独立文化学博士点），蒙古国科学院人文科学学部、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作为联合培养点，蒙古国形成了文化学本科—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建制。蒙古国至今将文化学设为独立本硕博学科，在国际上有其学科体系特色，成为 21 世纪文化学学科建设的一面旗帜，对全球文化学学科发展发挥引领作用。蒙古、俄系的文化学是正统学科名，研究偏向人文基础理论；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是批判取向的交叉研究方向，研究偏向社会批判。俄—蒙范式的文化学理论根基是古典哲学、历史哲学、文明形态论、民族文化理论、传统文化本体论等；研究对象有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明史、文化生态、文化制度等；人才目标是培养文化理论研究者、民族文化学者、文博文旅管理者、传统文化研究者；主干课程有文化哲学、文化史、民族文化学、民俗学、文明比较、文化社会学、传统文化概论等；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类型学分析、田野调查、文明比较法、理论演绎；价值取向突出建设性，重视文化传承、民族认同、文明延续；实践应用方向为文旅政策、非遗保护、民族文化建设、博物馆、传统文化教育等。欧美文化研究的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研究对象有流行文化、影视传媒、网络文化、亚文化、青年文化、消费文化、小众群体文化等；人才目标是培养媒介文化分析者、社会文化批判者、文创与传播分析人才；主干课程有大众文化理论、媒介研究、文化批判、性别文化、后现代文化理论、亚文化研究；研究方法有文本解构、话语分析、案例分析、质性访谈、批判分析法；价值取向突出批判性，重视社会公平、多元包容、反文化压迫；实践应用方向为传媒行业、文创产业分析、公共文化议题、社会文化治理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学与文化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范式，俄蒙文化学范式和欧美文化研究范式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学科体系，虽说在研究范围上二者有少量交叉（文化社会学、跨文化研究），但学科体制、理论根基、研究重心完全割裂，不能等同混用，必须严格区分。笔者认为，文化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建设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总体性的建构性的文化学，包括文化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并将文化研究的一部分理论纳入文化学研究范围。
中国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朱谦之、黄文山、陈序经等分别在高等教育院校中山大学、西南联大等开设文化哲学、文化学课程。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文化学被纳入高校课程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中将一级学科原“民族学”改为“民族学与文化学”，新增了二级学科“文化学”。但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没有“文化学”门类、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从世界范围看，以文化学、文化研究为研究方向、课程体系或学科专业的学科建制还在不断建设和发展中。在学术上，尽管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能够代表文化学研究学术高度和水平的著作还是不多，需要进一步地展开深入研究。在国际性文化学学术组织建设上还是空白。
4. 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
4.1.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关于文化的本质、价值、发展规律的总的观点。实践原则是基本原则，人的解放是文化的价值定位，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的最终价值目标。邹广文认为:“紧紧围绕人的解放和人的价值的实现这一主题，这是马克思文化观鲜明特色”[51]马克思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通过“劳动—社会”实践哲学，将文化实践提升为现代社会实践的重要维度。
4.1.1 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实践的文化历史观。实践的文化历史观是一种理论路径，从历史主体角度出发，将文化理解为人类在实践中自我发展、实现自由的历史进程。从实践原则入手，解释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人的生存方式的持续建构，是人类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创造的过程，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存方式。“马克思主义强调从人类的总体实践的有机体中把握文化及其发展演进，主张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结果和作为实践形态的文化发生过程的辩证统一中把握文化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进而把文化的实践形态纳入社会总体实践的基本类型，这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题 中应有之义。”[52]“实践文化观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文化领域中的拓展与运用，这种观点对文化赋予了发展的特性，强调文化是一个结构化、动态化、立体化的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态的、孤立的和封闭的统合结构。”[53]
4.1.2 核心理念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揭示文化的本质以及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阶级性和实践性、主体性和多样性、民族性和世界性、创造性和变革性、人民性和普及性等特征。把文化与经济、政治看作有机的整体。认为精神生产受物质生产的决定并作用于物质生产；文化具有实践性，是生产力水平的综合反映；文化在阶级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文化的“人化”本质说明文化发展与人的主体性、人的本质的实现具有内在一致性，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力量。文化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意识形态处于实践的总体性原则之中。
4.1.3 本质与价值
文化的本质即“人化与化人”，“化”的实质就是人的实践。实践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因此，实践即文化。都同根于人的活动。“人是实践的人，也就是文化的人。人、实践、文化三者是合一的。”[54]司马云杰在《文化主体论》一书中提出“人的文化存在即他的本质”[55]这一命题，指出:“人与文化的统一，人的本质与文化本质的统一，文化创造、积累与人的价值实现的统一，并把这种统一看成是人类文化价值精神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成是人的价值意识及各种欲望、目的、动机、追求不断提高、发展、理性化的文化过程，就是人类价值实现的全部理性基础，也是我们建立人类价值实现精神科学的出发点和理论前提。”[56]文化是人本质的存在，人是文化存在的本质。从文化的本质推导出人、实践与文化的互释和互动的三位一体本然关系:人是实践的人与文化的人的双重本质存在——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的实践与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的同构性（人的本质存在是实践的和文化的存在，两种存在都同根于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实践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以及文化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一致性。文化发展就是人的发展，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并强调文化发展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最高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4.2. 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前提是文化、实践、人“三位一体”本然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价值性和真理性的有机统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实践唯物主义，在唯物史观中，充盈着丰富的文化思想观点，指导着文化学和文化现代性理论，是超越资本主义文化现代性、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人及人的解放与发展”为中心问题，强调文化与实践的同构性，文化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文化的逻辑起点是文化与实践的同构性。文化学的逻辑起点是人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的统一。旨归是共产主义文化——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文化学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并将实践、人、人的解放以及人的价值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主题作为总体性的问题域，建立以实践为理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笔者提出的“建构性”的文化学正是沿着这种构想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建构。“建构性”的文化学围绕“建构性”概念，针对人、文化、实践三位一体本然关系进行文化学研究。
在人、实践、文化的内在关系中，文化和实践都立足于人的存在本身和人的对象性活动本身，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和实践具有内在同构性，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存在是实践的和文化的存在，两种存在都同根于人的对象性活动。文化是实践的动力，实践是文化发生发展的基础。人的实践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人与文化是一种主客体的双向建构关系。建构是现实的人的实践，这种实践是主体性、对象性的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建构性实践蕴含着主体性、对象性，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建构意义世界的过程是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建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的角度来研究文化的。因此，笔者认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应该以文化、实践、人“三位一体”本然关系为理论建构的逻辑前提，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三者的有机统一中理解文化、实践、人的关系，阐明文化的本质与价值、生成与发展等问题，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
中外学者对文化、实践、人“三位一体”关系也有所理解和阐发。俄罗斯学者 B.M.梅如叶夫把文化理解成“人和自然、社会的活动——实践的统一，人被自然和社会所决定了的存在的一定方式。”[57]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认为:“文化是被实践的，并且是从实践中建构出来的。”[58]何萍认为:“马克思实践的哲学本性即是文化，实践也就是人的文化的存在。”[59]刘彦武认为:“文化的发展与人的本质实现具有内在一致性，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的本质的实现只有在文化实践活动中才得以完成，离开了文化和文化实践活动，人的本质就是抽象的、空洞无物的；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是人本质的外在显现，是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60]从以上中外学者对文化、实践、人的关系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与人的本质的实现是一致的；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与劳动实践紧密相连，文化作为观念上的上层建筑，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论断。
5. 结语
当今时代处于全球化时代（互联网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数字时代），为人与文化的关系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条件，文化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引领。《席凡宁根报告:通向国际新发展的策略》提出“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概念，更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和文明的进程。”[61]现代化、全球化是当代实践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英国学者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提出对全球化与文化要建构的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全球化（globalization）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62]全球文化是一种建构性的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的建构中，建构性是现代性的本质，建构性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包含着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的批判。批判本身就是建设，“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63]。这也是笔者创立的文化的建构论和“建构性”的文化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建构性”的文化学就是从人的现实世界、文化世界出发，遵循马克思实践文化观，以建构性实践为核心，来解决“文化现代性建构”这一文化问题。
“全球化是现代性在全球的延伸”[64]。作为全球化的一个维度，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在结构上发生了新的变化，文化传播、文化融合增强，也面临文化霸权、文化殖民、文化安全等现实问题，文化学研究需要新范式，一种实践的文化学范式——文化学研究的现代性理论范式。笔者认为，改变世界的建构必然地要求文化学走向一种文化政治学，文化政治学通过文化现代性建构成为“建构性”的文化学的目标。
文化学的创建和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需要将文化学的建设放入现代性理论范式、“世界历史”的理论范式进行考察和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家、文化理论家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的历史高度上，用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全面地考察人类文化理论与实践发展问题，创新性地建构文化学理论，确立一种“建构性”的文化学话语体系，在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中，向着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65]为价值指向的共产主义文化的最终目标，发挥文化的建构性与超越性，以建构现代性的世界文化引导全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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