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dence
东亚人文艺术研究Evidence in East Asian Humanities and Arts

研究论文 · OPEN ACCESS

民俗学视域下北川大禹祭祀文化调查研究

黄子轩1

  1. 1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绵阳 621000

* 通讯作者:419111339@qq.com

接收日期
接受日期
发表日期

2026 · 第 2 卷 第 02 期 · 8–14 页
DOI: 10.63221/eaha.v2i02.8-14

摘要

北川作为公认的“大禹故里”,是我国大禹文化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数千年来大禹祭祀活动在这里从未中断。从古代到近现代,族祭、官祭、民祭三种祭祀类型交替共存、相互融合,至今仍保持着活态传承的状态。笔者亲历第七届海峡两岸大禹文化交流活动,对2025年北川大禹祭祀仪式过程进行详细记录,从民俗学角度出发,依据“神话行为叙事”理论,按照语言叙事、物象叙事、行为叙事三层叙事框架,对大禹祭祀仪式进行分析,期望能够梳理大禹文化活态传承的地方经验,为推进中华文明史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鲜活的地方案例。

关键词:民俗学;北川;大禹祭祀

1. 引言

笔者遵循钟敬文先生中国民俗礼仪体系理论研究成果,认为民俗是指民间的风俗习惯,是被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源自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民俗可大致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等,并普遍具有集体性、传承性和模式性的特征。[1]

近年来,民俗学积极涉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领域。北川“大禹祭祀习俗”既属于精神民俗中的信仰民俗,又属于社会民俗中的礼仪民俗,是传统吉礼在当代羌族地区的传承与重构,具备民俗事象的群体性、象征性与教化功能。随着北川“大禹祭祀习俗”入选四川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学术界对北川大禹祭祀的研究进入繁荣阶段。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关于大禹文化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传统学科领域,民俗学视角的研究,在整体研究格局中相对较弱。林静的硕士学位论文《羌族族群认同的变迁— —以四川省北川县大禹庙的重建为个案》(2008)从民俗学的角度讨论了当代羌族大禹崇拜的建构过程[2] ;刘超的《民间信仰的非遗转向——基于北川大禹祭祀仪式的调查研究》(2023)从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关系的视角,对大禹祭祀习俗的当代话语进行了系统阐释,并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深入剖析民祭和公祭的起源、发展历程及其文化内涵;王巡华,范召全的《大禹文化符号的形成演进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构建——以北川大禹崇拜为例》(2024)对北川地区大禹崇拜的历史起源、多元融合发展与当代升华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大禹精神”进行了详细解读[3]。此外,李锦、罗娜娜、邱月等学者针对大禹祭祀文化所开展的研究,也为笔者提供了扎实的研究基础与多元的分析视角。

2. 北川大禹文化足迹

农历六月初六,是古代治水英雄、华夏人文始祖大禹的诞辰纪念日。据《竹书纪年》等史籍记载,大禹诞生于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自治县至今完好地保存着扬雄、李白、颜真卿等历史名人题写的关于大禹的题刻。

北川羌族自治县作为大禹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分布着多座历史悠久、祭祀大禹的庙宇。笔者通过信息搜索及实地调研发现,北川除了县城外,在禹里、片口、坝底、曲山、陈家坝、通口等地均建有禹庙或禹王宫,据不完全统计,北川羌族自治县禹王庙(禹王宫)分布地见表 1:

表 1 北川羌族自治县禹王庙(禹王宫)分布地

所在地具体位置主要特点与历史
禹穴沟口禹王宫禹里镇禹穴沟入口处清乾隆年间始建,1990年代重建,现存唯一以“禹王宫”命名的正规民间祭祀场所,庙内保存颜真卿“禹穴”碑刻。唐代以前已建庙,南宋赵知军重建,清乾隆年间修缮并立碑,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庙内供奉大禹像,广场塑大禹治水雕塑,是官方与民间祭祀的核心场所。
石纽山禹王庙禹里镇石纽村
片口禹王宫片口镇上街湖北移民会馆改建,内供禹王像,体现禹文化与移民文化的融合。
擂鼓坪禹王宫擂鼓镇上场外清乾隆年间修建,曾为红军活动据点。
曲山北郊禹王庙曲山镇北郊民间集资重建,地震后保留部分建筑,现为地方小型祭祀点。
陈家坝禹王宫陈家坝镇罐子堡初建于老场,民国十年迁建,正殿供大禹像。
通口场禹王宫通泉镇(原通口镇)场镇由外省移民修建,供奉大禹像,反映北川禹文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

由此可见大禹足迹遍布北川这块土地,拥有极为深厚的民间基础与历史传承。

大禹文化并非单一的“治水传说”,其在治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奉献精神、礼制精神、鼎新精神、民本精神一直为世人所传颂。《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禹祭祀文化亦是大禹文化的内涵之一,祭祀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体现了民众慎终追远的文化底色。北川当地民众通过祭祀活动,将大禹的精神融入日常生产生活、族规乡约,成为维系地方文化认同的核心纽带。

3. 历代祭祀大禹活动类型

我国从古至今就有祭祀大禹的活动,《吴越春秋》记载:“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4]这一记载表明早在夏朝时期,就有定期祭祀大禹的传统,也成为历代皇朝祭祀的惯例。

钟敬文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三层说,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条干流。第一条是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条是中层文化的干流,它主要是市民文化。第三条干流是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它虽然被视为‘俗’,却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5]

根据钟敬文先生的理论,参照吴军、罗海笛在《绍兴大禹祭典》中对大禹祭祀活动的分类方式,认为中国民俗体系可划分为官方礼制民俗(上层文化)、宗族血缘民俗(中层文化)、民间草根民俗(下层文化)三个层次,相互独立又彼此互动,共同构成民族文化传统。

因此,笔者基于最新史料与田野调查,从族祭、官祭、民祭三个角度梳理大禹祭祀文化活动体系。

3.1. 族祭(宗族后裔祭祀)

大禹族祭指的是以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禹裔宗族为主体,以始祖大禹为祭祀对象,在特定宗庙或陵寝举行的仪式实践。它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血亲原则的宗教性、制度性行为,是宗法社会“慎终追远”伦理观念与祖先崇拜信仰的外化体现。族祭以浙江绍兴、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为代表,浙江绍兴地区由姒姓后裔世代守护禹陵,每年正月初一和农历六月初六举行家祭,包括献三牲、诵读族谱、四跪四叩首等仪式,而北川羌族自治县则在大禹诞辰日,在火塘边举行“释比”仪式,以白石象征禹神,结合《大禹唱经》吟诵与羊皮鼓舞,强化“禹生石纽”的族群记忆。

3.2. 官祭(国家礼制祭祀)

大禹官祭主要是指由国家或地方政府主导、以公共名义开展的大禹祭祀典礼,其借助标准化、公开化的仪式呈现,构建起承载国家礼制与文化象征意义的仪式体系。官祭以浙江绍兴、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河南禹州为代表,典礼仪式常包含鸣号、击鼓、献祭、恭读祭文等环节。

3.3. 民祭(民间信仰祭祀)

民祭指民间祭祀大禹的活动,主要是由地方社群、乡里组织或普通民众自发组织、参与的大禹祭祀活动,以自发和多元的民俗形式,表达对大禹的尊崇与祈求,从而维系地域社会凝聚力与文化延续性的草根性仪式行为。它构成了大禹祭祀文化中最为生动、最富烟火气的基础层面。民祭以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安徽省蚌埠市、山西夏县为代表,集祭祀、文化展演、非遗技艺、商贸等于一体,借助锣鼓、舞蹈等民俗展演形式,将大禹的功绩与精神以鲜活的方式呈现于大众眼前。

“族祭”“官祭”“民祭”三种形态的大禹祭祀方式共同构成了中华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大禹祭祀文化体系,契合了民俗学中文化分层理论。

4. 羌族祭禹仪式深描及羌文化符号解析

北川地区的大禹祭祀习俗,其起源最早可上溯至夏代。该祭祀传统历经长期演变,由早期的原始祭祀逐步发展为唐代以前的祠庙祭祀,再由民间祠祭过渡至宋代以后的官民共祭格局,并在清代乾隆时期发展至鼎盛阶段。

大禹祭祀习俗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民间群众祭祀习俗。每逢农历六月初六,村寨百姓自发聚集,由羌族祭师释比组织民众扛禹旗、火铳、吹唢呐、牛角号、抬祭品,前往禹里镇禹穴沟的禹王宫举行祭祀活动。二是官祭习俗。民国版《北川县志》载:“当前清初年,特颁祀典,祭以太牢,至今仍之。”[6]说明清初期以来官祭一直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带领官员百姓,以“太牢”之礼祭祀,击鼓撞钟、敬献三牲、恭读祭文、行礼乐舞。

2009 年“大禹祭祀习俗”被列入省级非遗后,北川将民间信仰仪式标准化,强调“官民同祭”,并通过学术研讨会强化“禹羌文化”合法性。时至今日,当地羌族的大禹祭祀仪式,已由区域性民俗祭祀活动,演变为海峡两岸大禹文化交流活动暨大禹诞辰祭祀典礼,不仅被赋予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社会价值,也充分展现出羌族民众对大禹文化的高度认同与深切敬仰。笔者亲历第七届海峡两岸大禹文化交流活动,对 2025 年北川大禹祭祀仪式过程进行记录。

4.1. 民祭仪式

第一阶段:集结与巡游

2025 年 6 月 30 日(农历六月初六)清晨 7 时左右,禹里镇及周边各乡镇的民众身着羌族传统服饰,陆续聚集在禹穴沟入口的道路两侧。当日上午 8 时整,民间祭禹仪式的巡游队伍完成整合,沿着禹穴沟入口的道路缓缓前往禹王宫。本次乙巳年北川羌族自治县民间祭禹仪式的巡游队伍,由地方会首与支客师牵头引路,后续依次排列着羌红队、祭品队、释比引领的羊皮鼓队、民间器乐队、舞龙队及彩旗队。

上午 8 时 30 分,会首以“三声铳响”作为信号,巡游队伍在禹里场镇广场正式集合完毕。主祭释比手持神杖环绕队伍三周,高声念诵“开路祝词”,支客师随即指令各队伍各就其位,祭祀巡游队伍正式启程。巡游队伍以会首为先导,身着传统服饰的羌族妇女手捧羌红绸带紧随其后。紧接着是由当地男性村民组成的祭品队,队员们肩扛碗口粗细的高香与红蜡,同时携带绑有羌红绸带的牛头、猪头、活羊,手抬盛满谷物的方箱与咂酒,有序前行。

祭品队之后,是由释比带领的羊皮鼓队,释比手持神杖与响铃,祭祀助手同步敲击羊皮鼓。民间鼓乐队手持鼓角紧随羊皮鼓队之后,羊皮鼓手一边敲击皮鼓,一边以跨步跳跃的姿态行进,民间乐手则手持唢呐、铜钹、铜梆等乐器紧跟其后,奏响祭祀乐章。队伍中段,两名身着羊皮褂的羌族青年高举“龙珠”,其后方的“黄龙”由其他身着羊皮褂的羌族男子共同撑举,随龙珠同向前行。巡游队伍的末尾,是由大批羌族妇女组成的彩旗队,彩旗旗面上印制着大禹石刻像,以及篆书样式的“羌” “禹”二字。

第二阶段:禹王宫祭祀

巡游队伍前行百余米后,抵达禹穴沟入口处的禹王庙,此时鞭炮声响起。支客师首先宣读祭祀仪式的开场致辞,随后组织现场众人向庙内的大禹塑像敬献羌红。禹王庙殿内供奉着一尊大禹塑像,该塑像身着蓝色官袍,手持笏板,蓄有长须。庙宇四周墙壁上镌刻着系列浮雕,这些浮雕自右向左,依次展现了大禹诞生于石纽、治理天下洪水的完整历程。

开场仪式结束后,支客师让工作人员将各类祭品抬至广场中央的贡品台,并将高香逐一插入方鼎香炉之中。待所有祭品全部摆放妥当,支客师邀请现场嘉宾宣读祭文。祭文宣读完毕,支客师请出省级大禹祭祀第四代羌族释比传承人刘良虎先生登台诵经祈福。刘良虎老师头戴猴头帽,右手持神杖、左手摇响铜铃,缓缓走上禹王庙前的台阶,用羌语颂念经文,期间先后向半空、四周土地挥洒咂酒,以此表达对万物神灵、祖先土地的崇敬之意,随后又多次向围观人群挥洒咂酒,寓意传递福泽、庇佑众人。

诵经祈福环节落幕,支客师请出各界会首,带领现场全体人员面向禹王庙手持香火行敬拜之礼。敬拜结束后,释比右手持鼓槌敲击羊皮鼓,带领徒弟围绕广场中央的方鼎香炉跳跃起舞,敬献传统羊皮鼓舞。随后,释比率领众徒弟步入禹王庙殿内,围绕殿中大禹塑像缓步跳跃、敲击鼓面,完成祭祀礼仪后,焚香祭拜,随后有序撤离大殿。

最后,支客师请出禹里镇民间文化队伍,以乐舞表演的形式敬祭大禹。民间乐队手持唢呐、锣鼓、号角等传统乐器,围绕广场中央的方鼎香炉演奏祭祀乐章。演奏完毕,支客师带领现场所有参与群众,向大禹塑像行鞠躬礼,表达崇敬之情。

4.2. 官祭仪式

从 2018 年开始,由政府部门组织的官祭举办地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禹王广场举行,官祭仪式庄重而肃穆。2025 年以“寻根大禹故里・传承中华文明”为主题,祭祀仪式于 9:45-11:00 在禹王广场前举行,仪式流程见表 2:

仪式时间仪式环节具体内容及象征意义
9:50鸣铳九响九声火铳齐鸣,象征大禹"九州一统"的历史功绩。
9:52击鼓三十四通禹里皮鼓队34人同时击鼓,34个鼓点对应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象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54撞钟九声钟鸣悠扬,寓意华夏儿女对大禹的追思。
9:56释比请神释比迈"禹步"(治水时的步伐),持神杖敬天地神,诵读羌语请神词。
10:00敬献贡品主祭释比带领众人向大禹像敬献太牢(牛、羊、豕三牲)、五谷、晋糕、酒醴,摆放"礼神制帛一、羊一、豕一、钢二、簠二簋二、笾八豆八"等传统礼器。两岸嘉宾代表敬献花篮,表达对华夏治水始祖的敬仰和尊崇。
10:15恭读祭文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彭邦本恭读《颂大禹文》,颂扬大禹治水功绩和精神。
10:30集体叩拜参祭者手持羌红,面向大禹像三鞠躬。
10:40祈福仪式释比绕禹王神像一周,众人跟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取"洗儿池"圣水相互泼洒,祈愿消灾赐福。
11:00仪式告成

祭祀仪式结束后,进行民俗表演、非遗展示、文化交流、商贸交流等庙会活动。除此之外,祭祀仪式与时俱进,新增“圣水电子祈福墙”,参与者可扫码留言祈福,传统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同时,2025 年祭祀仪式拓宽了两岸交流的新形式,首次邀请台湾地区妇女儿童代表团参与祭祀活动,通过“大禹故事绘本共读”“羌绣体验”等形式促进文化认同。

北川大禹祭仪式中羌族特色元素的融入值得关注,其一,释比在仪式中起到核心作用,释比是羌族社会中的祭司,主要负责祭祀神灵、治病救人、驱鬼辟邪等。[7]作为祭祀主持人,释比是沟通人神的媒介,其在祭祀过程中所着的羊皮袄、法冠服饰,以神杖、法铃为法器,以禹步和羌语请神词构成仪式核心,成为北川大禹祭祀的羌族特色;其二,羌红贯穿祭祀仪式全程,羌红是羌族人民象征吉祥如意的信物,用红色细布条制成,羌族人民有向神灵献上羌红的习俗。[8]在祭祀仪式中,羌红被敬献于禹王神像之上,象征着对大禹的崇高敬意与无尽缅怀,也被系于参与者的手腕,寓意着大禹精神的传承与延续;其三,民俗表演成为羌族文化的活态展示。萨朗舞是民众跳的羌族集体舞,是一种屈腿蹲胯的舞步,相传大禹因治水患有足疾,后世释比为再现大禹治水的业绩,故在仪式中效仿其步态。[9]同时吟唱禹王治水歌谣,配以羌笛演奏,羌笛作为羌族独有乐器,音色高亢,极为动听。

5. 北川大禹祭祀仪式的三层叙事分析

田兆元先生的“神话行为叙事”理论强调神话并非仅存于口头或书面的文本之中,而是通过丰富的民俗行为来展演和传承,仪式行为是神话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同时明确提出“神话的民俗学研究,既包括口述神话书面神话的语言的研究,物象的研究,更包括了民俗行为的研究,通过仪式的叙事去分析神话的结构,神话的功能。”[10]

田兆元先生在对“民俗叙事”的阐述中,常将“语言叙事”“行为叙事”和“物象叙事”并置,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分析框架[11]。笔者依据“神话行为叙事”理论,从语言叙事、物象叙事、行为叙事三层叙事框架出发,对 2025 年大禹祭祀仪式进行分析。

5.1. 语言叙事:神话记忆的传承与表达

语言叙事(语言文字叙事)是神话最基础的叙事形式,以文字和口头为传播载体,是神话传承的核心符号形式,涵盖书面文字与口头表达,即便原始时代无文字记录,口头流传也仍是神话叙事的重要方式。[10]在大禹祭祀中包含了在仪式中吟诵的祷词、经文,或是向参与者讲述关于仪式来源的神话传说,它赋予仪式神圣的意义和合法性。

口头与文字语言是仪式的核心叙事载体,贯穿仪式全程。仪式启动阶段,会首“三声铳响”、主祭释比念诵“开路祝词”以及支客师的口头调度,这些显性的指令语言承载着大禹祭祀的民俗规训,成为仪式叙事的显性引导;祭祀过程中,支客师宣读开场致辞,梳理祭禹习俗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意义,嘉宾宣读祭文、恭读祭文,都以规范的书面语言追述大禹功绩、表达族群与家国祈福心愿;省级释比传承人以羌语颂念经文,将抽象的神话记忆转化为可聆听的仪式语言。此外,官祭仪式中两岸嘉宾的交流发言、大禹故事绘本共读等环节的语言表达,将大禹祭祀与两岸文化交流、中华文明传承相结合,丰富了语言叙事的时代内涵。

5.2. 物象叙事:神圣符号的具象化

物象叙事(图像景观叙事)是指以物象、图像、景观为核心媒介的叙事形式,是神话最直观的叙事载体,通过具体可感的物质形态(如器物、图像、祭祀场所等)记录和传递神话内涵,将抽象神话转化为可观察、可触摸的文化实体。[10]物象叙事是大禹祭祀仪式的视觉支撑,通过服饰、祭品、法器等物质载体,是抽象的大禹神话、羌族信仰的物化体现。

服饰符号是物象叙事的载体之一,民众身着的羌族传统服饰,不仅是羌族民族身份的标识,更暗合“禹生石纽”的族群记忆,将抽象的族群认同转化为具象的视觉符号;祭祀队伍中,释比头戴的猴头帽、身着的羊皮袄,羊皮鼓队队员身着的羊皮褂,既彰显了祭祀参与者的身份差异,也承载着羌族“万物有灵”的信仰传统,成为禹羌文化的活态符号。

仪式器物是大禹祭祀中物象叙事的核心,可分为祭品、法器、神像三类。祭品方面,祭祀使用的高香、红蜡、绑有羌红的牛头、猪头、活羊,以及盛满谷物的方箱与咂酒等民间祭品,承载着民众的祈愿,是表达对万物神灵、祖先土地敬意的媒介;遵循古代礼制的太牢(牛、羊、豕三牲)、五谷、晋糕、酒醴,以及“礼神制帛一、羊一、豕一、钢二、簠二簋二、笾八豆八”等传统礼器,表达了对大禹的崇高敬意与仪式的规范性;此外,两岸嘉宾敬献的花篮,作为新增的物象符号,承载着两岸同胞对大禹的敬仰。

法器方面,释比手持的神杖、响铃,羊皮鼓队的羊皮鼓,都承载着禹羌族群的信仰记忆;神杖与响铃则彰显了释比“人神中介”的神圣身份;民间乐队使用的唢呐、鼓角等乐器,也是物象叙事的重要组成,为仪式营造庄重氛围。

神像方面,禹王庙殿内供奉的大禹塑像、禹王广场的大禹塑像,都具象化了“圣王大禹”的形象。禹王庙殿内的大禹塑像身着蓝色官袍,手持笏板,蓄有长须,庙宇四周墙壁上镌刻着系列浮雕,这些浮雕自右向左,依次展现了大禹诞生于石纽、治理天下洪水的完整历程,进而形成了大禹神话的视觉叙事墙,让抽象的神话记忆以图像形式被直观感知。

5.3. 行为叙事:信仰转化为具体的践行

行为叙事(仪式行为叙事)是以仪式中的身体实践、行为展演为核心的叙事形式,是神话活态传承的重要方式,通过特定的仪式动作、群体互动,将神话记忆转化为实践行为。[10]行为叙事是大禹祭祀仪式的核心展演形式,通过参与者的姿态、舞蹈、队列等身体语言形成从集结、巡游到祭祀、交流的完整行为叙事链条。

集结与巡游阶段的行为叙事,核心是“群体集结”与“仪式启程”。民众陆续聚集于祭祀场地及巡游路线两侧,这种自发行为开启了行为叙事的序幕。随后,祭祀队伍完成整合,按既定顺序有序排列前行,体现了祭祀的规范性以及对大禹的敬畏之心。释比手持神杖环绕队伍三周、念诵祝词,羊皮鼓手随鼓点踱步、跳跃,民间乐手同步演奏,各队伍的行为形成协同的展演链条,将“请神引路”的叙事转化为具体的身体动作。

核心祭祀阶段的行为叙事,核心是“献祭、祈福、敬拜”。支客师组织众人向大禹塑像敬献羌红、指令工作人员摆放祭品,释比登台诵经、挥洒咂酒,各界代表带领全体人员手持香火行敬拜之礼,这些动作都是“敬禹、祈福”的核心实践,将抽象的信仰转化为具体的身体行为。其中,释比带领徒弟围绕方鼎香炉、大禹塑像跳羊皮鼓舞,舞步模拟大禹治水的姿态,本质上是大禹神话的身体化展演,既完成了“娱神”的仪式目标,也传承了羌族传统舞蹈文化;释比迈“禹步”请神、带领众人绕禹王神像祈福、取圣水相互泼洒,既保留了羌族民间祈福的行为传统,又赋予其“国泰民安、消灾赐福”的时代内涵;全体参祭者手持羌红、面向大禹像三鞠躬,既延续了传统敬拜礼仪,又融入了现代礼仪元素。

在官祭仪式中,有组织性的群体行为,丰富了行为叙事的内涵与功能。禹里皮鼓队 34 人同步击鼓、民间乐队演奏祭祀乐章,这些组织化的行为不仅营造了庄重的仪式氛围,更以集体行为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台湾地区妇女儿童代表团的参与,将大禹祭祀转化为两岸文化交流的载体,以行为叙事推动两岸文化认同的构建。仪式结束后的民俗表演、非遗展示等活动,将祭祀行为延伸至文化传播行为,进一步强化了大禹神话的活态传承与文化认同。

6. 结论

数千年来,大禹祭祀活动在北川这片土地从未中断,从古代到近现代,族祭、官祭、民祭三种祭祀类型交替共存、相互融合,至今仍保持着活态传承的状态。从民俗学角度出发,通过三层叙事框架分析大禹祭祀仪式可见,北川大禹祭祀并非单一的纪念活动,而是一套完整的文化叙事体系。当代北川对大禹祭祀的创新性发展,不仅让这项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融入了民众日常生活,更使其成为凝聚民族认同、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文化资源。大禹文化所承载的公而忘私、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不会因时代变迁失去价值,反而会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持续为当代中华文化发展、民族精神凝聚提供不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钟敬文主编. 民俗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1-6. 返回引用处

[2] 林静. 羌族族群认同的变迁— 以四川省北川县大禹庙的重建为个案[D]. 北京师范大学, 2008. 返回引用处

[3] 王巡华, 范召全. 大禹文化符号的形成演进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构建——以北川大禹崇拜为例[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6): 24-34. 返回引用处

[4] 赵晔撰, 薛耀天译注. 吴越春秋译注[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232. 返回引用处

[5] 钟敬文. 钟敬文民俗学论集: 下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143. 返回引用处

[6] 李殿元, 朱静. 北川禹穴沟考察记(续)—— 兼论北川是大禹诞生文化的发源地[J]. 文史杂志, 2026(02): 23-27. 返回引用处

[7] 刘超. 民间信仰的非遗转向——基于北川大禹祭祀仪式的调查研究[J]. 遗产, 2023(01): 231-252. 返回引用处

[8] 宣朝庆, 高绮悦. 民族地区的文化符号、集体记忆与文化协同——从北川大禹信仰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凝结[J]. 民俗研究, 2024(03): 5-17+ 157. 返回引用处

[9] 李锦, 罗娜娜.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禹的传说”和中华文明认同的活态表达[J]. 思想战线, 2024, 50(02): 29-38. 返回引用处

[10] 田兆元. 神话的构成系统与民俗行为叙事[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9(06): 104-106. 引用处:1234

[11] 田兆元. 神话与中国文化精神[N]. 人民政协报, 2024-01-29 (11). 返回引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