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与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中华民俗大典》解读

1. 引言

民间文化的主体性建构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面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推动力量。”^[1]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俗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民俗文化是文化的根基，由人类创造，与人类共存，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要素。多族群、多元构成的中华民俗文化相互融合、共生共存，构成了中华民族民俗文化多元一体的整体，对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意义重大。

中国在历史上很早就有民间文化采集制度，对民间文化的调查采写以及编印出版具有很好的传统，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从国家到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实施，对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华民俗文化的调查、编写、出版是专业性很强的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20世纪 90 年代启动的《中华民俗大典》（见图 1）项目由中国民俗学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共同主办。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首期编印出版的北京卷、澳门卷、广东卷、广西卷、甘肃卷等 5 卷于 2024 年 9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民俗文化界和出版界一件可喜可赞的盛事，对民间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和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图 1 《中华民俗大典》商务印书馆 2024 年 9 月出版

2. 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认同与民间文化的建构功能

2.1. 文化主体性

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所具有的本质特性，是人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性的有机统一。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文化的本质是“人化”与“化人”，因而文化具有主体性，文化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具有同一性，文化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的根本表征。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主立场、自觉意识、能动创造，以及在与世界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所表现出的文化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体现着文化传承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有机统一。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生成的关键前提，文化自信的目标是文化自强。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科学审视文化主体性，可以看出，文化主体性建构是实现主体自觉性、实践能动性、历史进步性和价值指向性的有机统一。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彰显。在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不断巩固和加强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也为世界文化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2.中华文化认同

人民群众是文化主体，也是政治主体。中国是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各族人民共同铸就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同胞共享着最重要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是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而文化认同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文化建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各民族共同构建了以“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叙事体系。在国家文化叙事体系中，由各民族民俗文化组成的中华民俗文化对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发挥着重要作用。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认同的基础，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自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保障，时刻激发着各族人民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2.3.民间文化的文化建构功能

民间文化是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文化的根基。民间文化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文化建构功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中华民俗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中华民俗大典》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专家和社会的高度认可。在总序中，段宝林教授对民俗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阐述:“我们 56 个民族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开启了并传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几千年来不断传承发展，蔚为大观，是中华民族最基础的文化根基，也是我们民族振兴、文化繁荣的巨大宝藏，对增进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文明互鉴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人文基础。”^[2]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至上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遵循。民俗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传承的文化，也因此而最具人民性。在充分调查、采录的基础上撰写、编纂、出版《中华民俗大典》，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为人民立传”。同时，对于“以人民为中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用良俗引导人民群众追求真善美，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生活和人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3. 科学记录民间文化，立体描写民众的生活美

“民俗的本质，是生活美。”^[3]科学记录和立体描写民众创造的民间文化，汇聚的生活美所蕴含的是各民族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脉动和传承。

《中华民俗大典》是中华民俗资料信息的总汇，在调查和编写过程中，力求全面、真实、准确地记述和描写国内外各地华人的各种风俗习惯、民俗文化，并使其内容既有典型性、科学性，又有知识性、可读性。

这套大型民俗系列丛书计划出版总共 35 卷，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 1 卷外，还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人各 1 卷。编写工作得到了费孝通、钟敬文、季羡林、贾芝、杨堃、马学良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和全国及海外华人民俗学家的积极响应，自 1994 年开始启动，由总主编段宝林、过伟、白庚胜，副总主编周星、刘铁梁、高丙中、万建中等我国民俗学科研领域的著名学者共同负责完成这项工作，组织各卷编委会，团结老中青各民族学者，从事各卷的调查和编写。作为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对《中华民俗大典》编辑出版高度重视，组建编辑团队，精编细校，并特约祝鹏程、毛巧晖、张勃、冯莉、王杰文等民俗专家学者对全书进行审读，确保出版质量，圆满完成了出版任务，首战告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学术期刊《民间文化论坛》（见图 2）在2026 年第 1 期封二对《中华民俗大典》进行了推介（见图3）。

图 3 《民间文化论坛》2026 年第 1 期封二

在这套丛书从启动到出版的 30 年的历程中，作为调查编写者的一员，笔者很荣幸地与前辈民俗学家们一同完成这项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任务，从亲历者的角度，也深深地感受到出版这套丛书的开创性、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内容上的鲜明特性。首先，从其所具有的开创性和历史意义上看，在这套丛书出版之前，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共同主办的《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于 2009 年 9 月全部完成，汇集了民间文艺各类别的作品共 4.5 亿字、298 部省卷（450册），这一伟大工程被誉为“中国民间文艺的万里长城”。但是，民间文艺也只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不是民俗的全部。此外，《中华大典·民俗志》之类的文献是从历史上的书面文献中将零零散散的民俗资料汇编成书。因此，除了包含民俗文献，更多的是在调查记录基础上编写的《中华民俗大典》就具有了开创性和历史意义。正如段宝林教授谈到这套丛书的价值时所说:“这是中国民俗学家们破天荒第一次对几千年来人民集体创造的民俗——民间生活文化成果所进行的全面、系统的科学记录。” “这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完整地进行具体记录描写的巨型民俗资料丛书。”其次，从内容上的全面性和可读性上看，2003 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由陶立璠总主编的《中国民俗大系》，《中华民俗大典》和《中国民俗大系》相比较，主要有两个不同之处，一是在内容上更加丰富，提供现今条件下的最大信息量。二是在写法上不是像辞书似的进行条目性书写，而是运用了段宝林教授提出的“立体描写”的方法，用立体思维，对各地有特色的民俗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描写，尽可能具体介绍各类民俗的源流，活动形态，仪式、表演的全过程，民俗传承的情况及其社会功能、社会影响等等。这样的写法，不仅对民俗事象的记述更加全面详实，增加了信息量，对读者来说，也增加了可读性。

4. 集大成之作，展现各地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

4.1.北京卷

在已经出版的 5 卷中，北京卷由段宝林、杜染主编，编委们和作者们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领导下，由多年进行北京市民俗研究的民俗专家和学者担任撰稿人，在内容上兼顾城区与郊区、传统民俗与新民俗，使北京卷成为北京民俗研究集大成的新作。北京是首都，多民族聚居，各民族文化在北京和谐共处，形成了北京民俗的包容性。

据本卷记述，北京的民俗中，民间文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与宫廷文化及外省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了十分鲜明的特色。其中最突出、最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种类当首推民间传说。皇城文化浓郁是北京民间传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八臂哪吒城》、《高亮赶水》、《北新桥》、《崇祯算卦》、《顺治出家》、《锔大家伙》等，而《猫为什么怕狗》、《狼妈妈》等民间故事，则不仅在北京流传，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民间故事类型。北京话在语音上“儿化韵”发达；在词汇上，北京话谦虚有礼，最典型的要数第二人称的尊称“您”字，还有一些敬语如“贵姓”、“高寿”、“高见”、“大作”、“劳驾”等。还有很多北京独特的民俗文化在该卷记述，如北京四合院、京剧、北京曲剧、北京兔儿爷、北京绢人、北京内画鼻烟壶、北京烤鸭、妙峰山庙会等。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北京市共有 120 个项目。

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主席赵书在北京卷序中认为“《中华民俗大典·北京卷》的调查和编写，这是一个不小的历史性成果，必将彪炳史册、嘉惠后代子孙。我觉得《中华民俗大典·北京卷》立意高、视野广、写作方法科学，是近年来研究北京民俗文化最全面、最深刻、最有价值的好书。”^[4]

4.2.甘肃卷

甘肃卷由黄河主编，从 1985 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搜集工作时开始民俗调查到出版历经 39年。

本卷在概述中阐述了甘肃民俗文化的特色。“甘肃的民俗在种类上多元而丰富，主要受地理单元多样性的影响，同时也建立在以汉族为主体，汉族、回族、藏族等多个世居民族之间多元聚居、共生的基础上。”“甘肃地貌复杂，条件艰苦，这反而让民众热爱生活，因此当地的民俗还表现出来情感的浓烈性。”“另外，甘肃的干旱半干旱气候带来的一个意外的好处就是帮助保存了我国的稀有之珍‘敦煌卷子’。学者们通过这些宝贵的文献，复原出来了唐、五代时的敦煌民俗。”^[5]据本卷记述，天水伏羲庙伏羲祭典是甘肃特色节俗之一，作为“三皇”之首的伏羲，出生于渭水流域的成纪（今甘肃安县一带），是中华民族心智的先启者，也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人文始祖。2006 年，太昊伏羲祭典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甘肃面食丰富，大多数地区都喜食臊子面。甘肃黄河段羊皮筏子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水上交通工具，把十几只羊皮胎用木排连缀起来，就叫羊皮筏子。兰州黄河水车，又叫天车、翻车、灌车、老虎车，是明代开始出现在兰州地区的一个独特的大型提水灌溉工具，堪称兰州一绝。武威金塔寺九曲黄河灯在河西地区独一无二。“花儿”是起源于古河州、洮州、岷州，流传在甘、青、宁、新四省区的一种结构独特、演唱形式别致、多民族共同创造并演唱的地域性民歌。“花儿会”主要分布在甘肃和青海的部分地区。甘肃皮影主要流行在陇东、陇中、陇南和河西的汉族地区，以陇东最早。陇东皮影音乐被称为“道情”。甘肃民间剪纸艺术是流传在陇原大地广大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很普遍的一种民间艺术。民间说唱艺术中的兰州鼓子词、陇东道情、贤孝、宝卷等，散发着丝绸之路绚丽多彩的曲子音乐的芬芳。《格萨尔王传》在甘肃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流传。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甘肃省有 83 个项目。

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原副理事长柯杨在甘肃卷序中认为“这部《中华民俗大典·甘肃卷》，以其古老性、多民族性和敦煌民俗为重点，充分展现了陇原大地民俗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这不但为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家们提供了全面、真实、丰富的研究资料，而且在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新文化以及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等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4.3.广西卷

广西卷由过伟、过竹主编，在体例上按汉族和壮族、瑶族、苗族、侗族等 12 个民族不同民族分别编排，每编里再按民俗类别分门别类地记述，体现了民俗学理论体系与广西实际相结合。从 1995 年动笔到出版历经 29 年，调查和编写工作得到广西 400 多位民俗工作者的支持。

据本卷记述，广西境内居住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水、彝、仡佬等 12 个世居民族，民俗文化绚丽多姿，既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有岭南区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色彩。壮锦是著名的壮族工艺，多用于被面、背带和抱裙，流传着民歌《织锦歌》和民间故事《一幅壮锦》等。歌圩聚集了对歌、娱乐、交际、择偶，众多的歌圩以对歌、赛歌为主，结合抢花炮、抛绣球、演戏等，形成综合性的节日。农历三月三为壮族歌节。广西汉族饮食文化多元，受广东、湖南、客家和少数民族影响，以大米为主食。广西是米粉之乡，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粉享誉全国。民间传说有桂林山水传说等。广西是瑶族最大聚居区，瑶族以耕山为生。瑶族服饰概括描述为:“长巾草履宽绑腿，斑衣大带短罗裙。”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花篮瑶迎客时大都摆“礼歌堂”，举行主客对唱互答方式的“礼歌会”。广西苗族是一个山居民族，农耕以种植稻谷为主。广西苗族衣饰最有特色的要数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的节日盛装——百鸟衣。苗家过年，许多地区家家户户舂糍粑，村寨之间打芦笙同年。侗族有三大宝——鼓楼、大歌、风雨桥，侗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歌，广西侗歌分“嘎”、“耶”、“款”三大类，有乐器伴奏的有琵琶歌、笛子歌、牛腿琴歌、木叶歌等。吹芦笙、跳芦笙舞是侗族喜爱的民间音乐舞蹈。在仡佬族婚俗中，“闹歌堂”是婚礼最大特色，结婚的礼堂成为歌堂，俗称“闹堂”，青年人陪同来宾在此尽兴赛歌。毛南族叙事长歌《枫蛾歌》最有特色。回族民间传说中武士故事较多，如《马四的传说》等。京族主要居住在广西东兴市的京族三岛，是典型的滨海渔村，京族以渔业生产为主，京族文化是典型的海洋文化。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民间宗教活动中有一种古老的文字，称为“水书”。彝族服饰民俗中，黑彝尚黑，白彝尚白。彝族过春节、三月三、六月六（火把节）、跳弓节等节日。仡佬族因为居住在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山区，因而诞生了与之关联的祭山、拜树、住木构屋等山地民俗。服饰上，男汉服女壮衣。打秋千是仡佬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多在春节和正月十五举行。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有 70 个项目。

辽宁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原副理事长乌丙安在广西卷序中认为“这部民俗大典，以科学的记录和生动的描写，把多彩多姿的民俗文化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既显示了广西丰厚的民俗文化资源，也显现了鲜明的文化多样性特征。”^[7]

4.4.广东卷

广东卷由叶春生、施爱东主编。从 1997 年完成初稿至出版历经 27 年。在体例上采用辞书与志书相结合的方式，按广东境内三大民系即广府、客家、潮汕（福佬）分编，五个世居广东的少数民族瑶、壮、畲、满、回及汉族特殊社区另作一编。该卷是目前广东民俗文化描述最丰富，民俗事象展示最全面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详细记述了三大民系以及百越古族、水上居民的主要风俗，领略了岭南民俗文化的风采。

据本卷记述，广府民系是广东三大民系中最能代表广东特色的民系，广府民俗文化带有江河水乡的特点。广州风物传说《五羊仙人》讲述了五仙骑羊持谷穗降临广州的传说。粤剧，民间俗称“大戏”，是最大、最能体现广东特色的剧种。广东音乐是以广东民间曲调和粤剧音乐曲牌为基础的地方民间音乐，曲调轻快活泼，婉转悠扬。广绣又称“粤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客家民俗的文化特征，一是移垦社会的文化形态，二是注重乡土观念的宗法文化。客家菜与潮菜、粤菜并称广东三大菜系。客家围龙屋是客家最有特色的民居建筑形式，与北京“四合院”、陕西“窑洞”、广西“杆栏式”和云南“一颗印”一起被建筑学家列为中国五大传统民居建筑形式。客家人把出国谋生称作“过番”，因客家人居住区山多地少，不少客家人背井离乡出国谋生。客家地区有一种古老婚俗—哭嫁。女子在出嫁前 7-20 天开始唱哭嫁歌，哭嫁歌有“女哭娘”、“姐哭妹”、“骂媒人”等。客家山歌是用客家方言来唱的山歌，客家情歌是恋爱题材的山歌，在广东民歌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艺术最臻完美的，应首推客家山歌。客家的民间故事中以“生活故事”数量最多，流传最广。故事的主人公也多是客家本地人物。如《自古山歌松口出》讲的是唐中宗时梅县松口镇歌仙刘三妹的故事，这一传说也有附会到广西刘三姐身上的。潮汕民俗文化圈指潮汕平原和粤东沿海，主要指粤东闽方言区。潮汕民俗文化是中原文化、本土文化、舶来文化三者的融合物，有重文教、宗亲团体多、娱神活动丰富、赛会多、精明务实等特征。潮汕游神，多在初春农闲时进行。抬神出游的神像有三山国王、天后圣母、福德老爷、玄天上帝、安济圣王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在少数民族及汉族特殊社区民俗中，瑶族的盘瓠崇拜是对传说中瑶族的祖先龙犬盘瓠的崇拜，反映了瑶族对犬崇拜的虔诚心态。在壮族的民间传说中，歌仙刘三姐又叫刘三妹，歌才出众，被誉为歌仙。畲族的《高皇歌》是畲族民间流传的历史叙事歌，其内容与“盘瓠的传说”大致相似，叙述畲族祖先盘瓠的事迹。祭盘瓠是畲族春节期间一项主要的活动。广东的满族多是清朝派驻防关的八旗兵的后裔，生活中延续着满族习俗。广东的回族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东莞三个城市，生活中延续着回族习俗。广东水上居民史称“疍家”、“疍民”，以舟楫为家，捕鱼为业，世代浮泛水上，到处漂泊。1949 年以后，疍民划归汉族，多数疍民上岸居住，与普通汉民无异。“咸水歌”是水上居民独有的歌谣形式，以咏唱爱情为主。凤凰装是潮州凤凰山区女子衣饰民俗，雷歌打擂台是指逢年过节时搭起歌台进行雷州歌对唱。最热闹的是对答盘歌的场面，观众可以随时登台对答，叫作“捞台”。本卷还记录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新兴的民间文化，如中国民俗文化村、锦绣中华、世界之窗、深圳荔枝节、大家乐等。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广东省有 165 个项目。

4.5.澳门卷

澳门卷由胡国年主编。该卷是段宝林教授 20 世纪90 年代在澳门大学任客座教授时组织了第一批撰稿人，曾名为《中华民俗大全·澳门卷》，于 2003 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发。这次出版又进行修改，形成新的文稿，重点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澳门历史城区、世界美食之都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诸如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粤剧、凉茶配制、木雕——神像雕刻、南音说唱、道教科仪音乐、鱼行醉龙节、妈祖信俗、哪吒信俗、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土生土语话剧和土地信俗等 11 个项目。增加了新的研究成果，对书稿中的大量数据进行了更新，精简了博彩娱乐内容。本卷书写的澳门民俗内容丰富，在澳门的民俗特色中，习俗多样化，有世界很多地区和民族的习俗，华人习俗占主导地位，海神崇拜的信仰习俗非常浓重，澳门属于妈祖（海神娘娘）信仰圈。

据本卷记述，在地方风物传说中，《洋船石》讲述妈祖女神在暴风雨中护航的动人传说；还有《大三巴牌坊》传说等。在生活故事中，《义士沈志亮怒杀兵头》讲述的是 1849 年 8 月 22 日莲峰庙侧莲峰义学前“乞丐婆石”发生的一件震动中葡两国的大事:龙田村乡民沈志亮在此亲手怒杀殖民者——澳门兵头亚马留（澳门总督）。在歌谣中，《望洋歌》道出澳门与大陆血脉相连:东望洋，西望洋，/澳门相看伶仃洋。/濠江、香江连珠江，/血脉汇成水洋。在民俗采录、研究中，最主要的是完成了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澳门卷”、《中华民俗大典·澳门卷》的调查编写。

澳门文化具有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色，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又吸收了葡萄牙文化的优秀成果。澳门中联办宣传文化部副部长田小平指出:这出版的事很有意义，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有责任传播中国优良文化，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向国际和内地宣传澳门的民俗文化，填补这个领域的空白。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着重于学术和文化专业范畴，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就体现了这价值的所在。这本书是澳门的符号和名片。^[8]

5. 结语

文化主体性本质上是人作为主体所表现出的文化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文化主体性以人民主体性为根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凸显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对文化主体性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民间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与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是一个历史性、建设性的重大命题。《中华民俗大典》的编写、出版，对民间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和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项目，《中华民俗大典》的编写、出版是在对各地民间文化的调查和对文献资料进行甄选、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凝聚着全国民俗领域专家学者和出版单位编辑人员的智慧和汗水，最终精彩呈现的是各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也是各族人民智慧和创造的结晶。相信该大典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接受历史的检验、人民的检验。

由于《中华民俗大典》代表着中华民俗文化典籍的新高度，展现着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风貌，一直得到国家有关机构和单位以及全国民俗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后续亟待出版的各卷已经陆续编写完成，在此，我们也期待着《中华民俗大典》全部 35 卷陆续出版，顺利面世，以整体的典籍展现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魅力和风采，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371. 返回引用处

[2] 段宝林.总序[M]//段宝林,杜染.中华民俗大典:北京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Ⅰ. 返回引用处

[3] 段宝林.非物质文化遗产精要[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175. 返回引用处

[4] 赵书.本卷序[M]//段宝林,杜染.中华民俗大典:北京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Ⅶ. 返回引用处

[5] 黄河.中华民俗大典:甘肃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9. 返回引用处

[6] 柯杨.源远流长的甘肃民俗文化——《中华民俗大典·甘肃卷》序[M]//黄河.中华民俗大典:甘肃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Ⅸ. 返回引用处

[7] 乌丙安.广西卷序[M]//过伟,过竹.中华民俗大典:广西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Ⅶ. 返回引用处

[8] 胡国年.中华民俗大典:澳门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463. 返回引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