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代禅画用其狂放不羁的笔墨,表达出生命的真性,他们以绘画来抒写修行体悟、表达心中禅理。禅宗绘画对生命真性的传达,在笔墨上,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强调笔墨的“写意性”、注重“减笔”、擅长运用水与墨的流动交融、推崇极淡的墨色。他们在绘画中强调粗放可见的笔触,且多为连续笔墨,有一种瞬间的动感。这些作品注重彰显内在的精气神,更强调内质而非外饰。宋代禅画倾心于泼墨减笔的表达形式,水墨氤氲流动中,有一种旷然洒脱的自由意味。这种水墨氤氲的状态里包含着无尽的水汽,淡墨清水自由挥洒,令观者感受到无限的清凉。禅宗画直取内在本质,表达内在真性,跨越掉色相,脱落掉凡俗。相对于外在的繁华热闹光景,他们更重视内在的真实、朴素、寂静。
关键词:宋代绘画;禅宗画;写意画;水墨
1. 引言
宋代禅画是中国绘画史上一批极具特色和深度的绘画,它们以禅宗思想为核心,以水墨为媒介,旨在直指人心、传达生命真性。宋代是禅宗发展的繁盛时期,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主张,极大的影响了这个时期的禅宗绘画的美学追求。其创作主体多为僧侣,以及一部分喜爱参禅悟道的文人画家。他们将作画视为一种参禅的途经,大胆舍弃精细勾勒,运用极简的线条或疾速的泼墨,摒弃外形刻画的束缚,表达出物象的精神特质。创作过程本身,就像是一种禅宗悟道的形式。
宋代禅画的研究现状大致分为几个方向,一、关于禅画定义、范围及演变的研究。二、结合社会思想背景与艺术史的综合性研究。三、禅画在日本及国际上的影响研究。四、将禅画与文人画对比性研究。本文更倾向于从绘画语言及其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方面,对禅画的笔墨特质进行研究。宋代禅画打破了北宋院体画精致写实的传统,将中国水墨画的写意精神推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禅画不仅仅是画,更是生命真性的呈现。本文将禅画笔墨对生命真性的这种呈现,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强调笔墨的“写意性”。二、注重“减笔”。三、擅长运用水与墨的流动交融。四、推崇极淡的墨色。禅画以墨为心印、以笔为禅机,这种看似最简、最淡的画作,却包含着东方美学深刻的哲学思考。
2. 以“写意性”书写真性
宋代的禅画与主流院体画不同,强调写意性,强调笔触,动作可见,多为连续笔墨,有一种瞬间的动感。其笔墨处于变动之中,似乎转瞬即逝,却凝固成为永恒。艺术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一种自我表达,禅宗绘画以写意的方式,描绘心中所思所想所感,泼墨挥毫,痛快淋漓。我认为写意性的用笔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过程可见,情感可现。从哪里起笔,到哪里转折,到哪里收笔,都清清楚楚,是一连串的连续笔墨,好像画家个人的心路历程更为直观地奉献在观者面前。早在南北朝时期,墓室壁画充分为我们展现了写意线条的魅力。那一幅幅原生态的画作,质朴、流畅、天真、动人,真如诗经一般,朴实得没有一点花哨。就是不加雕琢的原生态,却足够美丽,足够有力量,元气满满。然而时代越发展,制度越完善,人们的行为也越拘谨,画作越来越精细繁复。例如宋代的院体画便十分工细、臻丽、细腻。宋徽宗《腊梅山禽图》上题诗言:“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又像南宋画院画家马麟《层叠冰綃图》上题诗:“浑如冷蝶宿花房,拥抱檀心忆旧香。开到寒梢犹可爱,此般必是汉宫妆。”轻柔软粉,矜逸姿态,“蝶”、“花房”、“汉宫妆”,都体现出了细致、矜持、富丽的宫廷趣味。而宋代的禅画“返饰为质”,一反富丽精细路线,不加修饰与妆扮,连梅花都画成墨色的,只取其“质”,只强其“骨”,只会其“真”,用书法用笔写就出来,逸笔草草,清寒幽远。
唐张彦远言:“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上古之画,迹简意淡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郑之流是也;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1]。禅画便是要回到最初,回归初心,回到“迹简意淡而雅正”,“尚骨气”,不多加修饰,返归到儿童般天真质朴的状态。“骨气”,体现了一幅画的风骨,表现了画作的力量、神韵、精、气、神。如果骨气偏弱,线条支离破碎,或者小心谨慎地描摹,则“气韵不生”。中国画通过笔墨以传达物像的精、气、神,而画作的精气神,不是靠模仿或假借技巧,主要就是来自于作者的精气神状态。古人崇尚“养气”,养成“浩然之气”,自然下笔有神。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言:“昔人谓笔力能扛鼎,言其气之沉着也。凡下笔当以气为主,气到便是力到,下笔便若笔中有物,所谓下笔有神者此也。”[2]。宋代禅画作品大胆有力,气脉通畅,下笔磊落,与天相合,故有神力,很得“真趣”。由于他们是随心自在画出来的,没有那么多左顾右盼、担忧、犹疑与恐惧,没有那么多的套路、承袭、目的与企盼。直接、大胆,真实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想法。它或许不那么顺滑、工整,有点凌厉粗糙,但是很透明、率真,好似初春冷冽清风,把柔靡造作之气一扫而净。这也和佛家讲的“真诚心”是相合的,真诚而坦然地将自己的心呈现出来,纯是正大光明。请看梁楷的《寒山拾得图》(如图 1),大笔挥毫,随心而作,笔墨自然流淌在纸上,该粗则粗,该细则细,顺其自然,毫无造作,人物形象细细弯弯的眉眼与粗犷的衣纹好像就在那里,自然呈现、完美结合,破散的笔锋描绘出来的萧散形像更是体现了人物潇洒豁达的风度。所有的线条都是书写出来的,几乎能听到毛笔在纸上摩擦、划过,涩涩、沙沙的声音,充满了原始的律动与能量。衣纹粗笔呈现飞白,彰显了力量感与速度变化,用笔的提按、疾迟、稳重或是轻灵都一展无遗地表露出来。好像这是一场即兴表演,是有痕迹的,历经弥久而仍然上演不衰。使我们的心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去和画家的心相结合,去感受他的想法、他的体悟、他的自由自在与法喜充满。

图 1 宋梁楷《寒山拾得图》纸本水墨 MOA 美术馆藏
再看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如图 2),仙人的袍子用大笔挥毫书写而成,非常有力量、有动感、有张力,震撼人心。浑厚的墨块像是自动形成衣服,加上脸部、肚皮,仙人形象便活脱脱跃然于纸上,脚还在走路,步履生风。这画真像是直达心底的,不是任何计算、设计、考量出来的,而是从心底喷涌而出,想必作者画时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画出来如此线条如此墨块自然而然形成了神态自若的仙人。这就是“自然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吧。
张彦远曰:“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陆探微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名高宋代,时无等伦。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国朝吴道玄,古今独步,前不见顾、陆,后无来者,授笔法于张旭,此又知书画用笔同矣。”[3]。书法和绘画向来是同气连枝,书即是画,画即是书,书画同源,而禅宗绘画更是强调以书法用笔来作画,抒写胸中逸气。当时还未有太多的理论提及“书画用笔同法”理论,而北宋禅僧画家忘机是继张彦远之后又阐述书画关系的画家。邓椿《画继》中记载:“独忘机不假乎此,落笔便成,而气韵生动。每谓人曰:‘书画同一关捩,善书者又岂先朽而后书耶?’此盖卓识也。”[4]。忘机将书画的关系阐释地非常透彻,这也不免为其它禅画家作了启发,因此他们非常推崇直接以书法用笔作画,在当时以工繁细致的院画为主流的时代背景下,可谓非常超前。以梁楷的《六祖伐竹图》(如图 3)为例,粗率的用笔,简洁生动地表现出人物形态,笔笔贯通、一气呵成,书写性极强,就好像是一幅淡墨写就的书法,抑扬顿挫、轻重缓急、提按飞白、曲直粗细、笔状多姿,单纯中富于变化。就像《书谱》里所列举出来的那样,有些用笔好似悬针垂露,有的好像奔雷坠石,有的像是鸿飞兽骇,还有的像鸾舞蛇惊,有些如绝岸的颓峰,有的如临危的枯木[5]。极其纤细的地方犹如初月或蝉翼,而十分厚重的地方犹如崩云或陨石。书写的意趣与大自然默契神合,从书写中体现出大自然的美感。梁楷这幅淡墨书法般的画作呈现的六祖形象有一种质朴的美,纯粹、动人、简约、富有力量,极朴实中孕育着姿态万千,极纯粹中蕴含着丰富多彩。

图 2 宋梁楷《泼墨仙人图》绢本水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禅画的书写性使得他们的画作更彰显内在的精气神与生命真性,更强调内质而非外饰。据明代长谷真逸《农田余话》记载,南宋禅僧画家温日观画墨葡萄“出新意,似飞白书体为之。酒酣兴发,以手泼墨,然后挥墨迅于行草,收拾散落,顷刻而就,如神,甚奇特也。”[6]。温日观以墨色画葡萄,并没有着意刻画严谨的外形,而是融会草书笔法,草草写之,却得“如神”的效果,颇令后人惊服。画中枝叶与葡萄浓淡干湿,水墨淋漓,莹润透亮,确实十分妙绝。元人郑元佑评温日观曰:“人但知其画葡萄,不知其善书也。今世传葡萄多假,其真者,枝叶须根皆草书法也。”[7]。元王冕《题温日观葡萄》诗云:“日观大士道眼空,佯狂自唤温相公。浩然之气塞天地,书法悟入蒲萄宫。有时泼墨动江浦,叱喝怒骂生风雨。”[8]。他狂放的书法用笔与他豪迈的性格可见一斑。法常《栗图》板栗的外壳同样用笔尖写出来,并非笼统绘就,而是通过观察,用作者自己的方法一笔一笔连续写出,非常具有动势与张力,十分生动地呈现出栗子外壳粗糙扎手的质感。

图 3 南宋梁楷《六祖伐竹图》纸本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3. 以“减笔”减去赘余
对文章分析结果的优势和不足进行讨论,以及与前人的研究的一致性,不一致性,原因在哪里进行充分讨论,注意引用前人发表的文献。
减笔是宋代禅画突出的特点,水墨写意这种自由的语言十分适合表现主体思想,特别受到禅僧与文人的喜爱。早在禅宗兴盛的唐代,就出现了佛教绘画的“疏体画风”,便是张僧繇和吴道子。据《唐朝名画录》记载,吴道子“常持金刚经,自识本身”,这种“疏体画风”简洁而空灵,应是受到了般若空性思想的影响。而五代时期的石恪《二祖调心图》,与五代贯休的《罗汉图》都已出现粗笔写意的减笔水墨形式,画风豪放,气势雄强,笔墨纵逸。《宣和画谱》记载石恪“好画古僻人物,诡形殊状,格虽高古,意务新奇。”[9]。《洞天清禄集》记载石恪的画法“笔划劲利,前无古人,后无作者。”[10]。《画鉴》亦提到其“惟面部手足用画法,衣纹皆粗笔成之。”而贯休笔下的罗汉形象也是“状貌奇崛”,笔法狂逸,自由奔放。这种水墨粗笔的减笔写意形式相当具有震撼力,可说是开梁楷豪放减笔画的先河。水墨减笔画朴素的张力十分符合禅宗旨趣,与禅僧或习禅文人们的审美意趣也非常相融。减笔画褪去不必要的繁杂,洗去多余的尘埃,返朴归真。中国历来就崇尚“简”的美学,像《易经》把宇宙间形形色色的复杂哲理用几个八卦符号来表示,归纳总结,化多为少。道家讲,“大道至简”,越是富含智慧的东西越是看起来平凡简单,没有一丝多余。老子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11]。做学问也许是“日益”,道却是“日损”的,损的是什么呢?我想是妄想、是习气、是所谓的经验、惯性、执着。把这些种种障碍“道”的东西损掉以后,会发现,道其实就在自己的真性之中,只是长久以来被各色各样虚妄的染污所覆盖,暂时遮蔽了光明。宋代的苏轼被贬到黄州的时候,与友共游南山,共尝野菜,尝罢说出那句名言:“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清欢即是返朴归真,看过太多的繁华、荣辱后,放下了,品尝这简淡的清欢,才发现这是真正美好的滋味。
禅宗画又被称为“逸格”画,而“逸格”画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中所言:“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12]。逸格画不强调强求,似乎只是偶然间的兴会,“自然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苏轼论画亦强调自然:“金羁玉勒绣罗鞍,鞭棰刻烙伤天全,不如此图近自然。”[13]。他们不重视刻画,而重视天然。而受禅宗思想影响颇深的黄庭坚论画亦重自然:“参禅而知无功之功,学道而知至道不烦,于是观图画悉知其巧拙工俗,造微入妙。”[14]。“无功之功”“至道不烦”,即是受南宗禅所影响。南宗禅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自然”,以随缘任运的态度来指导修学,所以禅人的特色便是:“无念无碍,纯任本然”。南宋时期禅画的“减笔”特点显然也是受这样的思想影响。不加过多雕饰,不加多余的累赘,不要任何不必要的着色、衬托,免去一切可有可无的东西,简约洒脱,干净利落,自由自在。梁楷、法常等人的减笔画,流传至日本甚多,对于日本的绘画也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日本学者金原省吾在《唐宋之绘画》中描述梁楷的减笔画风:“所谓草草者,描写之速度化;减笔者,描写之简约。简约之形体,当用有速度之线描之。”[15]。梁楷不仅在人物画上笔法简练,在花鸟画中亦有减笔画法,如《芦鸭图》,简约的几笔写就的鸟儿,悠闲地停落在石上或飞起,芦苇画法松散约略,呈现出随风飘荡的样子。整幅画十分野逸,有郊外野草茫茫之感。而法常的花鸟画也是异常简约,如《鸟荷图》(如图4),一只水鸟站在荷叶上,望向空白的水中,荷叶浮在水面上,另一枝孤零零的荷杆指向天空。没有万亩荷塘,没有成群野鸟,只有寥寥几笔,尽显苍茫。有一种“湛然凌素秋”之感。荷杆粗糙的质感、荷叶边缘泡在水中碎掉的叶子、鸟儿黑黑的眼睛与长长的喙、简洁的鸟爪以及背上茸茸的羽毛和坚硬劲挺的翅膀,全部非常简洁,不费装饰,却十分传神。禅宗绘画运用减笔画法,繁琐褪尽,独留清骨,寒梅一枝,却无尽芳香。

图 4 南宋法常《鸟荷图》纸本现藏于日本 MOA 美术馆
4. 水与墨的流动交融
4.1. 水汽流动的自由生机
宋代禅画倾心于泼墨减笔的表达形式,水墨氤氲流动中,有一种旷然洒脱的自由意味。这种水墨氤氲的状态里包含着无尽的水汽,正是“元气淋漓障犹湿”,墨与水酣畅淋漓的交汇、融合、洇漫,如清晨森林的河面上,缓缓弥漫着水汽一样。水与墨因缘际会,一笔下去漫布于纸上,还在隐隐流动,如种下种子自然生长,浑然天成。宋代禅宗绘画虽然简约寂寥,但是充分发挥了水的效用,常以浓淡相间的墨色画之,重视用水,画面非常灵动、活泼,一气呵成,一派氤氲之气。试看玉涧的《庐山图》恍恍杳冥若隐若现的山峰,再看牧溪《渔村夕照图》中的小舟,在湖上飘荡,远山隐隐,树影娑娑,房顶微露,河岸若断若连,似是雨水洗过一般,雾霭茫茫,墨色淡淡,半透明一般。他们画中景物经常是影影绰绰,隐入雾霭中,隐入大气中,隐入纸里。因为淡墨隐隐约约,所以不限定。因为不限定,所以空间无穷的大,意蕴无穷的多,大气无穷的流动。所以使得他们的画不单单是画,更是一片氤氲弥漫、气韵周流、气象浑莽的活的宇宙。谢赫六法也以“气韵生动”排在第一位置,中国的艺术家们与其说在写字、画画,不如说在练气、养气,把灵韵之气注入墨里,墨便活了,流传百年,还在滋养着观看到他们的人。“气韵生动”意味着活灵活现,意味着流动、不僵死、不板结,所表现出的是宇宙间生生不已的气息。墨被水冲散、洇开、弥漫,便不会僵死,不会板结,充满了流动的可能性。老子认为水“几近于道”,因为水调五味,和五色,随方就圆,利益于万物而不争,滋养万物而不自恃己能,安然处于最低位。墨以水来调和,显现出千般变化,万种景致。干、湿、浓、淡、黑,山水、楼房、人物、树丛,就像是水与墨因缘和合,随缘显现的幻梦。像那香炉里烧的烟,顷刻间高低起伏、流动婉转,幻化成楼阁台地、飞瀑流泉,充盈于一室之内,似乎有形有相,而片刻便幻灭了,终是无形无相。郭若虚曾言:“如其气韵,必在生知”,气韵不可学,在参悟;禅也不可学,也在参悟。禅宗绘画通过画家的静默参悟,以气通气,以心合心。发自真性的东西出来了,必然气韵生动,不在于知识,不在于理性,而在于画者自身对生命的体悟。
禅宗绘画中的水墨减笔画法又被称作“禅宗墨戏”,以墨来游戏纸上,像是人生天地之间,游戏一场。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大块墨色,酣畅淋漓,狂放纵逸,解衣盘礴。放笔涂抹之中,挥发真性情;墨色浓郁之间,透出氤氲流动。在几乎无控制之中,以真心来控制;在泼墨的狂醉之时,脱落掉妄想。而温日观的墨葡萄,也是氤氲流动的代表,枝枝叶叶浓淡干湿,蕴含无尽的姿态,充满无尽的变化。葡萄的透明感,在水和墨的交汇中,恰到好处,晶莹透亮。还有玉涧别具一格的山水画,如《远浦归帆图》(如图 5),水分很足,墨色淋漓,不拘于具体的形似,远山近岸混混茫茫,山中佛塔隐隐约约,一笔画成的小舟摇摇曳曳,两位老翁坐于舟上谈笑闲话,恍如梦幻。他擅长用淡墨清水,自由挥洒,令人观之,顿觉清凉无限。画中题款:“无边刹境入毫端,帆落秋江隐暮岚。残照未收渔火动,老翁闲自说江南。”无边的刹境,收入画家毛笔的笔端,一毫毛足以描绘无限,一滴墨落化成万千,意境深远,气息流动,澄澄澈澈。

图 5 南宋玉涧《远浦归帆图》纸本现藏于日本德川美术馆
4.2. 墨色的素朴之美
唐代王维、张璪等人开创了水晕墨章之法,水墨画法到两宋之时尤为兴盛。水和墨氤氲形成的浓淡不同的层次,犹似大自然中清晨与傍晚雾霭蒙蒙之景。没有花红柳绿,没有碧天艳阳,可是微茫飘渺,宁静幽远,淡去色相的刺激,灵魂在这寂静闲野之处,最是怡然自得。水墨画超越了种种色相的纷扰,止息了种种尘世的喧嚣,让灵魂回归深层的平淡静谧。花儿开了又落了,红了又败了,叶子绿了又黄了,色相总在生灭改变,唯真心真性不变。水墨画就像那一年四季长青的松柏,没有那许多艳丽,却也永不凋谢;没有那么甜美,却也不会腻俗。它符合文人和禅僧们淡泊、寂静、萧散的情怀,除去了热烈的爱憎,归复古淡天真。摒除情感的激荡,恢复性灵的清明。宋代“禅宗墨戏”,在素淡的墨色中抒发性灵,在清洁冷逸的画作中追求灵魂的超越与解脱。墨梅、墨竹等水墨花卉的画法,都是经历了一个从“丹粉”到水墨的过程。当时宫廷画派画梅皆是傅之五彩,明艳华丽,配以奇花异珍。而南唐画家徐熙野逸的“落墨花”,备受北宋文人的推崇。苏轼曾写诗赞曰:“江左风流王谢家,尽携书画到天涯。却因梅雨丹青暗,洗出徐熙落墨花。”[16]。宋刘道醇亦言:“夫精于画者不过薄其彩绘以取形似,于气骨能全之乎!熙独不然,必先以墨定其枝叶蕊萼等,而后傅之以色,故其气格前就,态度弥茂,与造化之功不甚远,宜乎为天下冠也。”[17]。对徐熙评价甚高,米芾亦言徐熙“花皆如生”,相较之下黄筌“虽富贵皆俗”。文人们的评价推动了水墨花卉的发展,而禅僧仲仁便是水墨梅花的先声。他画的墨梅幽淡清远,时人予以极高的评价。黄庭坚诗曰:“雅闻花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烦恼。写尽南枝与北枝,更作千峰倚晴昊。”[18]。更有诗云:“世人画梅赋丹粉,山僧画梅匀水墨。”[19]。他擅于用水墨之法表现幽远飘渺的云烟变幻与清净冷逸的寒梅风姿。黄庭坚另有一诗描写仲仁梅花,意境极佳:“梅蕊触人意,冒寒开雪花。遥怜水风晚,片片点汀沙。”梅花的香蕊在瑟瑟的寒冬开出高洁的花,与崇尚富贵安逸的宫廷梅花趣味迥然不同,却颇得文人们的青睐,并有评价谈论其梅花在宫廷画院画家之上:“华光作此梅,如西湖篱落间烟重雨昏时见,便觉赵昌写生不足道也。”[20]。禅家强调:“向外追逐是苦海,向内用功是解脱。”禅画以朴素的水墨为主要作画方式,并不是排斥任何繁华的色彩,而是“眼观形色内无有”,安守于内,空寂而灵知。禅宗画直取内在本质,表达内在真性,跨越掉色相,脱落掉凡俗。相对于外在的繁华热闹光景他们更重视内在的真实朴素寂静。王维言:“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尔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21]。水晕墨章朴素中亦有光华,不是世俗间花红柳绿的颜色,而是云影天光,宇宙的深沉寂静之光。用这朴素却尽显光华的水墨亦能描绘出一片“百千里之景”,描绘出东西南北,描绘尽春夏秋冬。南宋文人陈与义诗曰:“含章殿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生相马九方皋。”[22]。意足而色不似,正如千里良驹不在于颜色一样。仲仁之后还有一位擅长水墨梅花的画家杨无咎,他师承仲仁,青出于蓝,所画梅花清淡闲野,枯淡俊秀,《四梅图》(图 6)是其梅花代表作,笔法精炼,笔锋劲利,犹如料峭春寒。这种禅意水墨画风非常质朴,却又无比绚烂,自带光辉。相传禅僧玉涧之墨梅师法杨无咎,不过他亦常画山水画,题材不限。以及法常画中的古树奇猿、淡月疏风、残荷水鸟、寒枝竹雀,梁楷画中的坡石古木、水禽轻柳、秋芦飞鹜,泽畔吟者(图 7),泼墨豪放的捧腹仙人,仰望虚空的诗人太白,皆是在质朴、静谧、虚淡的墨色之中绽放纯净光华,在吞吐大荒之中与天合一,在呼吸吐纳之间与地一体,在淡雨疏风之中驻足而立,在朦胧月光之下默想冥思。或在雪山之巅轻嗅寒香雪莲,或在森林之内静静感受晨曦,似乎与尘埃而不染,涉淤泥而不沾。画中的白,像极了皑皑白雪,忽而覆盖了整个世界,只露出一滴水、一片墨,明净至极。

图 6 北宋扬无咎《四梅图》局部纸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 7 南宋梁楷《泽畔行吟图》局部绢本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5. 淡到无言与天相合
宋代禅画中有许多极为苍淡的,例如牧溪的《烟寺晚钟图》(图 8),《平沙落雁图》(图 9),玉涧的《洞庭秋月图》,虚静淡极,茫茫然不知其所以,淡到无言自可人。“人淡如菊”、“淡泊自守”向来为文人雅士们所推崇,淡然无言,寂然无形,是与天地精神相合的大美。老子之“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庞居士之“一等没弦琴”,都在说明,至高的音乐是无声的,至大的形象是无形的。无界限、无分割、无可分别的,才是终极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一切至高至大至美之物都来自我们的本体、真性。禅宗画家,回归真性,从真性里面流露出画,混混茫茫,元气淋漓,虚灵清淡,这是一种“天籁”的美。禅画上的墨大都用水很活,在以勾线填彩为主流的宋代,他们的水墨之法是非常超前的。水分淋漓,笔笔书写,自然而然,水似乎还在画里的山间流动,在空气中隐隐发散,在湖上托着小船航行,演绎着牧溪所画之“远浦归帆”,引导着观者同他一起回归真心。禅宗画如同禅语,虽画,却不会落入到纷杂的表相上去,似有还无。它的形象并不定死,总是活活络络的,像水在流动一般。又像是七弦的古琴,几根朴素的琴弦,弹出来洗心静神的太古清音。恽寿平认为,设色之难,难于渲淡,“如入炉篝,重加锻炼,火候稍差,前功尽弃。”[23]。简淡的墨色锤炼不易,但锤炼出来之后,简而不单,反而比有些浓重之色更见深沉。绘画是一门穷微测妙的功夫,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禅宗画家之心造妙入微,如秋水般澄澈。所以映照万物,在画面中体现出一股清风明月的意味。
牧溪善画花鸟,形象生动而传神,简淡天真。他画绚烂的芙蓉,花和叶子,都是是透明的墨色;悠闲的大雁,脖颈到前胸也是点点淡墨。几枝芦苇、几片风烟、几点松针、几丛竹叶。他悠悠闲闲地写,我们悠悠闲闲地看,那墨色的光华,如淡淡的雾霭,冲散了纷杂的尘世烦恼,净化了纷飞的妄念。后世的徐渭曾有一诗:“道人写竹并枯丛,却与禅家气味同。大抵绝无花叶相,一团苍老暮烟中。”[24]。写花叶而无花叶之色,只是一团苍老的暮烟,这真是“于相而离相”,是在言它,却不为它所拘。花叶之美,不在表面的色相。但也绝不是要与外相对立,而是“不住不染”。禅画以此种方式,来表达脱略外在的束缚,不失为一种方便法门。苏轼有诗言:“斯人定何人,游戏得自在。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时时出木石,荒怪轶象外。”[25]。荒荒怪怪的轶象之外,自有一番真趣在其中。象外之趣、象外之意、象外之味是宋代禅画所崇尚的重要思想,禅画得意而忘形,通神而得妙,与其说他们的画记录的是物像,不如说他们的画记录的是风神、是幻影、是气息,是一派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心灵境界。
禅宗绘画以其参禅悟道之心,赋予在笔端化为万千景象,以其明澈至诚的真性,呈现在纸上变为水墨氤氲。宋代禅画的精髓,不完全在最终的图画效果,更在“写意性”的用笔中,笔墨接触纸张,所产生的运动感、所激荡的风神;在于“减笔”绘画所减去的赘余、所突破的心灵壁垒;在于水与墨交融间,所升腾起的漫漫水汽;在于极其浅淡的墨色中,画者所沉入的心灵寂静之地。这些画虽简,却用留白来邀请观者,用自身的生命体悟,去补全那未尽的言语。静心凝视越久,越能听见那轻微却有力的宇宙之音。


图 9 南宋法常《平沙落雁图》纸本现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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